何焯楷书《玉台新咏集序》卷赏析

何焯楷书《玉台新咏集序》卷(局部),天津博物馆藏何焯楷书《玉台新咏集序》卷(局部),天津博物馆藏

  路灏

  何焯的得意门生金农在赞颂老师的诗中写道:“宋元雕本积万卷,父子著书游禁庭。近不得意但高卧,秋风吹老古槐厅”,这是对何焯一生最真实的写照。何焯是康熙朝的学问大家,其治学严谨,学尽所用,气义高洁,名著学坛。

  何焯精于版本之学,早年受聘于王鸿绪门下,后又在徐乾学、翁叔元门下办事。徐乾学官居高位,主持科闱,之后在徐主持的评议试卷时,何徐二人因意见相左发生争执,徐虽待人甚厚,但是何焯却遭到许多宵小之辈的诟讼而两人失欢。后在翁叔元门下的时候,翁的儿子曾数次遭到何焯的驳斥,何在翁门下数为所窘。后来翁依附明珠弹劾汤斌,何便不惜与之反目,移书与绝,请削门生籍。自此以后六次乡试不中,屡受排挤,但何焯依然我行我素,不屑一顾,真可谓是“近不得意但高卧”。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由于李光地的赏识和推荐而入值南书房,何焯由此便出入禁庭了。

  何焯的书法在康熙朝享有盛誉,他和汪士、笪重光、姜宸英并称为“康熙四大家”。何焯精于版本目录之学,自然对碑帖鉴定独具慧眼,他的书法艺术的高度也是源于他对古代碑帖的研究与鉴藏。他善写小楷,对晋唐法书尤为推崇,其中就有王献之的《洛神赋十三行》。他说:“今所存十三行则姿状蹁跹,兴会豪举,与大王书不类,未容便议褚柳,鉴裁之失也。此本虽无笔不收,亦已发露无余,多带颜法,遂开苏黄风气。赵承旨谓《宣和书谱》中所收是唐人硬黄临本,笔画沉着,大乏韵胜,不敢以为真迹,却有柳跋两行者,岂此是耶,抑别为一本,值周膳部辈所摹耶,其双钩入石。纤细毕备,可谓至工,且属初拓,去书在纸者不远,此董宗伯所为往来于怀,每见诸他跋也。余从前过目者惟爱越州石氏所开,曾阅三四本,大抵拓时石已稍剜,比之美人迟暮,一段神采焕发奕奕照人,故当让此三五少年时尔。”何焯对碑帖的鉴赏最后还是归结于艺术的审美,这是一般学问考订家所做不到的。在碑帖的考订过程中,字口的肥与瘦在书法艺术实践中占有很重的审美地位,这往往决定着一个时期的书风。这种考订对于书法艺术创作不是无关痛痒的士人才子的兴起之言。这个审美取向关系着一个书法家的艺术成就,继而便会影响一个时期。康乾时期尚考证的学术风气使书法的认识更加透彻和明晰,这是前所未有的。何焯在书法认识上涉猎相当广泛,所书题跋碑帖并重,见地高妙。他善于发现书法中的毫微变化,比如在跋“颍上本”《黄庭经》中便发现近代以来所摹的《黄庭经》已是大部分失真,笔画一律平顺,无复向背往来之势,“颍上本”《黄庭经》中横画处皆是仰勒平收,有如大字。这个小细节即道出了书法当中的“古意”,若是一味临摹,不辨法帖之优劣,那么在书法学习研究过程中就会南辕北辙,愈走愈远。何焯的书法研究与体味认知皆是从理性中来,并寓有感性认识,这使他的书法卓有成就。

  何焯的小楷书作尤得晋唐风骨,温文尔雅,从晋人风骨中来,又予之唐人膏腴,风骨中无尖削刻板之习气,丰腴中能得唐人之风神。此处欣赏的《玉台新咏集序》为纸本,纵24.8厘米,横96.2厘米,现藏于天津博物馆。何氏这件作品结字宽绰,深具古法,转折处或圆润行笔,或另起筑锋,或用古法舂继,这都是晋唐人的法脉。其中多字直取晋唐原帖,饶有古意。何焯小楷的面貌并不强烈,其性虽狷介耿直,但于小楷一道却是工谨细腻,恪守古法。在馆阁之中,书法能够造化入微、超尘脱俗已实属不易。有清一朝位居馆阁的书家字体直入“四库”,或以工稳实用见长,或以政化取向为风,这都很可能偏离了书法的核心,书家如果只是默守一部清代工具书誊写者的身份,那么就会逐渐走向艺术的边缘。

  何焯(1661-1722),字屺瞻,号义门,晚号茶仙,学者称其“义门先生”,江苏长洲(今苏州)人。学问道古,精于版本,书法隽秀,深得晋唐,道器书品尤为康熙皇帝所重。所著有《义门读书记》《义门题跋》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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