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曾指出：“和西洋诗相形之下，中国旧诗大体上显得情感不奔放，说话不唠叨，嗓门儿不提得那么高，力气不使得那么狠，颜色不显得那么浓。……同样，束缚在中国旧诗传统里的读者看来，西洋诗里空灵的终嫌着痕迹，费气力，淡远的终嫌有烟火气、荤腥味，简洁的终嫌不够惜墨如金。”诗如此，画亦然。通常认为，中国的艺术倾向于优美，西洋的艺术倾向于壮美、崇高，并非无因。特别就传统绘画而言，从南宋以后，更沉浸于低斟浅唱的小品情调中，空灵简率，平淡天真，典雅含蓄，具有很高的审美格调。
但是，当20世纪以后，西洋画挟着坚船利炮的强势涌入中国，中国画家们便不再满足于优美的传统情调，而也开始向壮美、崇高的方向努力攀登，重振汉唐的雄风。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的，当推潘天寿先生。
针对1950年代初，某些“民族虚无主义”者抨击中国画不能作大画，不能上墙，只宜于案头展玩的观点，潘天寿以“至大、至刚、至中、至正之气”，致力于“登峰造极”的艺术境界的开辟。他改变了传统文人画“逸笔草草”，随机生发的创作方法，以“意笔工写”的态度，刻意经营作品的结构章法。论他的笔墨，是雄强奔放，不受羁绊的，犹如一匹烈性的野马，横冲直撞，“天惊地怪”；而论他的布局章法，又是严重周密，惨淡森严的。从四角四边的关系，方形、三角形、不等边三角形的解析，天平、老秤的比喻，题款、钤印与画面形象的搭配，其严谨性几可与数理科学相媲美。这就好比给一匹野马套上了缰勒，目的并不是为了扼杀野马的烈性，而是为了使野马的烈性得以理性的控驭。严谨的章法与雄悍的笔墨相为制驭，使潘天寿的作品郁勃着一股巨大的生命张力，严谨而不僵板，雄悍而不粗野，大气魄，大力量，大境界，如关西大汉执铁板铜琶唱“大江东去”！“登峰造极”的壮美、崇高，给人以惊心动魄之感，这是真正力作型的大创作，而无论它的幅面是大还是小。 上图为小龙湫下一角图轴，（国画）潘天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