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峰造极的潘天寿

    
  
  钱钟书先生曾指出:“和西洋诗相形之下,中国旧诗大体上显得情感不奔放,说话不唠叨,嗓门儿不提得那么高,力气不使得那么狠,颜色不显得那么浓。……同样,束缚在中国旧诗传统里的读者看来,西洋诗里空灵的终嫌着痕迹,费气力,淡远的终嫌有烟火气、荤腥味,简洁的终嫌不够惜墨如金。”诗如此,画亦然。通常认为,中国的艺术倾向于优美,西洋的艺术倾向于壮美、崇高,并非无因。特别就传统绘画而言,从南宋以后,更沉浸于低斟浅唱的小品情调中,空灵简率,平淡天真,典雅含蓄,具有很高的审美格调。
  但是,当20世纪以后,西洋画挟着坚船利炮的强势涌入中国,中国画家们便不再满足于优美的传统情调,而也开始向壮美、崇高的方向努力攀登,重振汉唐的雄风。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的,当推潘天寿先生。

  针对1950年代初,某些“民族虚无主义”者抨击中国画不能作大画,不能上墙,只宜于案头展玩的观点,潘天寿以“至大、至刚、至中、至正之气”,致力于“登峰造极”的艺术境界的开辟。他改变了传统文人画“逸笔草草”,随机生发的创作方法,以“意笔工写”的态度,刻意经营作品的结构章法。论他的笔墨,是雄强奔放,不受羁绊的,犹如一匹烈性的野马,横冲直撞,“天惊地怪”;而论他的布局章法,又是严重周密,惨淡森严的。从四角四边的关系,方形、三角形、不等边三角形的解析,天平、老秤的比喻,题款、钤印与画面形象的搭配,其严谨性几可与数理科学相媲美。这就好比给一匹野马套上了缰勒,目的并不是为了扼杀野马的烈性,而是为了使野马的烈性得以理性的控驭。严谨的章法与雄悍的笔墨相为制驭,使潘天寿的作品郁勃着一股巨大的生命张力,严谨而不僵板,雄悍而不粗野,大气魄,大力量,大境界,如关西大汉执铁板铜琶唱“大江东去”!“登峰造极”的壮美、崇高,给人以惊心动魄之感,这是真正力作型的大创作,而无论它的幅面是大还是小。   上图为小龙湫下一角图轴,(国画)潘天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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