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在近代史上之所以暴得大名，得益于“戊戌变法”。这场发生于1898年夏秋之交、被概括为“百日维新”的政治变革，史称“康梁变法”。
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去国离乡，流亡16年，历经三十二国，环球行程总计约6万里。
若干年前，《中国书法》杂志等权威媒体，曾评选20世纪中国十大书法家，康有为和吴昌硕、于右任、林散之等人赫然并列。
这对于一生投身国事、耽意“天游”，以“素王”“圣人”自居的南海先生康有为，算是好事，还是坏事？算是“工夫在诗外”，还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但无论如何，有一点很明确：康有为“不务正业”的书法，绝不容人忽视。
康有为(1858―1927)是广东南海县人，字祖诒，幼有神童之目，读书日进，“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之后，则号称“长素”。尽管36岁方始中举，38岁才中进士，但在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进程当中，康有为同样绝不容人忽视。
有着浓郁的哲学气质与强烈的权力欲望的康有为，在书法上也要争夺“话语霸权”，他同时还是一位书法理论家。
清末民初之际，康有为全力提倡“尊碑卑唐”、“尊碑抑帖”。这一点主张，对于中国古典书法思想的影响，其振聋发聩，实在不亚于康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撼动。
康有为的书学名著《广艺舟双楫》，而立之年已经完成。他继阮元、包世臣之后，再度极力标举碑学，将魏碑、北碑推到至高无上的位置。所谓碑刻“十美”，可以概括为：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笔法跳越、点画峻厚、意志奇逸、精神飞动、天趣酣足、骨气洞达、结构天成、血肉丰满。
这些，既被康有为奉为书法的圭臬，也是他自己创作实践的追求。
康有为的书法，初视不甚平正和顺，细节处理甚至稍嫌刚糙与悍戾，与柔弱甜美的帖派书风形同冰炭。但其放笔直取，一任霸悍，解衣磅礴，不拘小节，有动少静，敢作敢为……这份声威，一见夺目，再见惊心，非常“动人”。一如他的主张，一如他的思想，一如南海先生“目光炯炯如岩下电”的气质，让人过目难忘。
康有为的书法创作与他的书学思想，可谓手心相应。这一点，也正和康有为的学术思想与政治活动紧密结合的行世风格，相映成趣。康有为的书体，从碑刻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尤其是在《云峰石刻》、《六十人造像》、《泰山经石峪金刚经》诸碑中，他涵泳沉潜，创造出独特的魏碑行楷――康南海体。
康有为以北碑而写行楷，中心紧密，四周舒展，追求“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韵致，将碑体的圆笔、体势大力揉进行书。康书结字内紧外松，开张峻拔，用笔迟送涩进，气雄力健，时而尽力放出、沉猛排沓，时而戛然而止、骨气内藏。其点画如大刀长戟，笔势开张，落墨于纸，常似铸件一般，筋丰力满，痛快淋漓。
欣赏康有为书法，其变化多姿、不拘一格，让人眼花缭乱。书体在枯润、疏密、显晦、清浊的变动与游移中，又饱含着紧张、膨胀与挣扎。
康有为书学持论，尚“变”，这一点，正与他追求政治变革相通：“盖天下世变既成，人心趋变，以变为主，则变者必胜，不变者必败。而书亦其一端也。”
康有为的书论，亦同其政论，立论时有险绝，尤其对唐人书迹的褒贬，不乏偏颇，但终能在效果上让人过目难忘。
即使在创作层面上，书界对康书持批评意见的，也不是绝无仅有。章太炎的弟子马宗霍，就说康有为虽然“在六朝中脱化成一面目，大抵主于《石门铭》”，“然运指不运腕，专讲提顿，忽于转折，蹂锋泼墨，以蓬累为妍”。而清朝的末代探花商衍鎏之子、著名学者商承祚，就更刻薄一些。商以为，康书完全脱胎自当时少见流传、位于四川巴县江岸的秘本唐代碑刻《千秋亭记》，又参以宋代陈抟之书，康将二者拼盘后扩大之，如此而已。
“大陆我最大，愿起神州魂。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号称“天游化人”的康有为，其自负与傲慢，其野心与雄逸，无论如何，他都是一道霹雳、一阵闪电，而非仅一片风景、一声清叹。
无论你喜欢他与否，他就是如此，能让人眼前一亮、过目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