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全国展入展难，获奖尤其不易。湖北省书法家邹家喜在全国展、中青展行走多年，这次在九届“国展”荣获二等奖，真可谓“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起初，得知家喜获奖，为他激动之余，脑子里面就一直在想象那件作品的模样。及至走进九届“国展”大厅，一派眼花缭乱的景象。家喜的作品排得很靠前。那是一件用墨染黑的洒银纸上以金粉书就的隶书四条屏，单屏双行，行六字，所书内容是李白的一首咏荷诗。末屏以两字的空间落下两行小行书款，我与此作“对话”良久，不禁惊呼“叛变”。
家喜“叛变”的，头一个就是他自己。多少年来，他每每在重大展赛上提交的作品，以行草居多，魏楷次之。换言之，是行草和魏楷确立了他在当代书坛的地位。然而，在2007年3月份宜昌市书协举办的迎“国展”作品点评会上，家喜却出示了一件隶书作品，出入汉魏，楷隶相参，一改往日的方折峭拔为圆融稚拙（现在回过头来看就是其“国展”获奖作品的雏形）。以当时的情况而言，这些新的变化并不成熟。没有人想到他会固执地坚持以这个路子去创作“国展”作品。而一出手就拿了个二等奖，更是让人始料不及。应当说，年届五十的家喜放弃最为稳妥可靠的行草和魏楷，以不是太有把握的隶书和新近融合演练不久的风格去参加九届“国展”的角逐，这本身就充分显示了他平和的心态和突破自我的勇气。
其次，他“叛变”了时风。在信息社会里，每一位书法同道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时风的影响，或者说他们都是创造时风的一分子，家喜也不例外。最近几年的时风是什么？是回归“二王”。从首届行书展、草书展以及第二届“兰亭奖”来看，“二王”书风劲吹天下，大有“非‘二王’书风不得入内”之势。不独如此，自中青展取消之后，以传统为基础的创新求变的探索之作在顶级展赛中也屡屡受挫。由此看来，仅仅向传统靠拢还不够，还要纯粹才好。对这些信息，家喜了然于胸。但他在创作九届“国展”作品时，不仅没有向“二王”靠拢，更没有独守一家，而是收起“帖学”的十八般武艺，选择以《张迁碑》为基调，融入《爨宝子》的体态和墓志的奇趣，用方笔化解圆笔，力求用散宕、浑厚、简约的线条，在轻松中表现出稚拙的情趣。在章法上，拉开字距、缩紧行距以求横势，通过字形的大小扁长、字势的正侧揖让、墨色的浓淡枯润，辅之以屏间的缝隙和行间的白色细线，在强化整体感的同时，有效地表现出节奏的变化，通篇浑然一体、顾盼生姿，意、力、韵、趣、势，什么都有了。这件作品字数少，且单屏只写两行字，很容易失之于松散和板滞；加上字形较大，更是难于结密而无间。而家喜不露声色地把这些问题置于无形，其胆识、才情和功力毕具其中。他逆时风而行并得到评委的认可，不单是他个人的成功，也体现了“国展”的包容性和前瞻性。九届“国展”上，“二王”之风渐弱，“回归传统”的内涵得到了更为全面、更为深刻的阐释。这，或许意味着下一个轮回的开始。
家喜在作品形式上的“叛变”，也是很值得关注的。因为除了章法结构、笔墨线条之外，形式感是这件作品胜出的又一个重要原因。而这件作品的形式，明显不同于他过去的任何一件作品。乍一看，八尺四条屏，规模够大！黑底金字，视觉冲击力够强！洒银与白线点缀其间，丰富了画面的层次。超大幅面的黑色底子，则显得异常神秘。这几个直观的感受，已经足够让你记住它的不同凡响。然而细细品味，我们会发现，它看起来那么新奇，本质上却是彻头彻尾的回归。四条屏的形式大家都很熟悉，自是不必多说。这么大幅面黑底金字的书法作品，过去在展厅里面的确没有见过，可是大街上黑底金字的招牌，想必大家并不陌生。而条屏间的缝隙和行间的白色细线，把每一行文字律于一绳，又何尝没有从竹木简牍那里获取灵感呢？四条屏也好，黑底金字的招牌也罢，抑或是流传两千多年的竹木简牍，无不是经过历史的淘洗而存留给我们的最为经典的样式。把它们融合在一起而产生的那种摄人心魄的美，实在是莫可名状。作为观众，我们对这件作品的形式与那些通过简单的配色与拼接而“做”出来的所谓“新奇”的形式，不可不判云泥。
从家喜的获奖作品中读出的叛逆与蜕变，其实是一坛注定要品尝的好酒。他抛开年龄、资历和名气，仍然执著地坚持临池和创新，带给我们惊喜自然是迟早的事。家喜在获奖感言中写下了这样的话：“……也许这件作品走得远了一点，但我还是认为比不变的好，要想成功，总得冒点儿险。”诚如是。（图为邹家喜在九届“国展”上的获奖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