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我一直钟情于草书。原因有三：一是历史上草书家太少，优秀者更是寥若晨星；二是草书宣泄感情的功能较其他书体更强；三是自己总感到与草书有着天生的、割不断的情缘。也是出于这些原因，多年来，我一方面自己进行草书的创作实践，另一方面广交草书朋友，以便时时请教。近来通过朋友介绍，我又结识到一位草书界的朋友（而且是写狂草），至今虽未曾谋面，然其作品却深深地感动了我――他就是王友智。
写草书首先需要勇气，需要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是吞吐大荒、思接千载的才情，是容天地万物于胸中的豪气，是生命状态与草书飞动、狂舞而炽烈的线条一见钟情的感应。友智先生是具备这个先决条件的。他的作品不是在平静地说话，不是在切切细语，而是在宣泄、在呐喊，是在向人们证实一个有着深厚的历史感和涌动着丰富感情的灵魂的存在。那扑面而来的令人悸动、令人震撼的整体气息，存在于那茂密的章法中，存在于那厚重圆浑的线条中，存在于他经意选择的充满奇崛意蕴的文字中……而这一切，共同构成了一种“气场”。这是一个很高的精神层面，是可与古人、与大自然、与宇宙对话之所在。
然而草书的技巧，或者说技术层面，又是一般人难以进入此道的大障碍。君不见，当下一些身份颇高而欲在草书上“演绎”一番的大人物，在技术这一层面上连皮毛也未能触到，便挥笔涂鸦：其线条如草绳，结体错误百出。书法的大门对任何人都是敞开的，但过不了技术这一关，便永远跨不进书法殿堂的门槛。我很欣慰地看到，友智先生狂草的线条是颇有力度的――它圆润、沉厚、力透纸背。有人认为这是其楷书功底所起的作用，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我发现，在他所作不多的篆书中，蕴涵了与草书相通的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对线条质感的把握。我认为，其篆书的成就并不亚于草书。我年轻时，恩师傅天趣先生曾教我写大篆，虽然我后来亦未以此作为主要书体，但所得篆书笔法却在被我借鉴到隶书创作的同时，也更多地融入到草书中，无论线的运行和转折都充满篆意。友智先生也正在得力于此，所以他的草书线条不飘、不浮，从未出现如圭角、钉头、蜂腰、画圆圈等易出现的弊病。
草书技术层面的另一重要因素是草法。须知，草书之法度较其他书体更为严谨，多一点、少一点，画长一点、短一点，都可能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字。友智先生草书的草法应该说已经达到了熟练的地步。而我写草书，还要经常查查《草字汇》之类的工具书，生怕出现错误而贻笑大方。我未与王先生交谈过，但肯定他在创作前也会严格地把握每个字的草法，决不敢像一些自称“超越先贤”的大人物那样不负责任地“任笔为体，聚墨成形”，随意改变草字形体的基本结构。
友智先生草书的章法特征是茂密，但密并不等于满和挤，而是疏密有致，计白当黑。另外，他的作品，章法的节律感很强，字的大小错落有致，欹侧斜正顺其自然，不安排，不做作，畅达中又充满活力和震撼力。
友智先生的草书作品，既有小幅如条幅、斗方、手札，也有鸿篇巨制，如多条屏、长卷等。作者能自由地把握各种章法和艺术形式，这是艺术成熟的表现。但相比来讲，我更欣赏他的鸿篇巨制。据说他用的是长锋羊毫，写大字更容易表现出气势，线条也容易出现变幻莫测的奇妙效果，加之墨色、水分的合理运用，苍茫而水墨淋漓的草书精品会在不经意当中被创造出来。一件好作品在当代的出现，是作者对传统的全面继承、对时代精神的准确把握和强烈的个性三方面要素自然融会贯通的结果。
当然，以更高的要求来讲，包括友智先生在内，任何人的作品都难以达到尽善尽美，这里我还想提出两点我认为的不足之处，以就教于先生。先生用笔力可扛鼎，浑厚、沉郁，甚为感人，但总感到用笔实多虚少，缺少枯笔、淡墨及大量水分的应用，故于厚重中稍感空灵不够。从作品看，先生肯定为人极为实在。过去我的老师曾跟我讲，做人要实，而作品则于实在中还要透出内在的灵气。这里我将老师的话转告给先生，不知以为然否。另外，在整体的审美把握上，似应再往回走几步，即进一步回归传统。书法是一门颇有意思的艺术形式：如纯写传统，功夫再好，创造力则不够；而个性过强，又淡化了传统，仍然并非最佳选择。故在学书、创作的过程中，我的老师还告诉我，学书、创作其实就是一个对传统、对经典作品不断临写、研究的过程，要一直在传统与个性之间徘徊。我过去提出过“新古典”的观点，也是承继了傅老师的这一主要思想，这里再提出来，目的是与友智先生共同探讨。（图为王友智的草书作品《张孝祥词〈水调歌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