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澍《论书剩语》道：“作字不可预立间架,有意整齐与有意变化，皆是死法。”由此看来，那种作书之前预想字形、结构的做法是违背书法创作理念的，想必右军不至于犯这样的糊涂。但“意在笔先”可否简单地理解为“作书之前”的片刻思考？不妨再拿写文章来作喻――必先饱读诗书，汲取营养，日积月累，书到用时，方可信手拈来。若无平素之功，但凭写作之前“预想”，下笔势必力不从心，捉襟见肘。
且看米芾题褚河南临《兰亭序》题跋：“……爱之(《兰亭序》)重写终不如，神助留为万世法。”若右军《题后》中所言“意在笔先”指的是作书前的构思设想，那么以此推理，后右军复书《兰亭序》，“意应早在笔先”了，序文自当烂熟于胸，可结果却“重写终不如”。到底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是对“意在笔先”文词理解的偏差，还是操作上出现了失误？由此可以引发我们对“意在笔先”的深入思考。
不妨来看颜真卿对《笔后》所载的质疑。他在《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中写道：（张旭）曰：“巧谓布置，子知之乎？”（颜真卿）曰：“岂不谓欲书先预想字形布置，令其平稳，或意外生体，令有异势，是之谓巧乎？”我们尤其要体会颜氏后半句，“意外生体，令有异势”，这正是隐藏在“意在笔先”背后的精髓和深层含义。“意外生体”者，意料之外，别出心裁也，非刻意设想所能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这样的回答，张旭居然给出了“然”的答复。我们可以肯定地讲，“意外生体，令有异势”也属于“意在笔先”的范畴，我们宁愿相信这是个在右军看来“不足为外人道也”的秘密。在即使是自己的儿子学书也不得不“管窥”的时代，我们不能排除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米芾称：“心既贮之，随意落笔，皆得自然，备其古雅。”所谓“心既贮之”，日积月累而成，是谓“贮”，即“意先”也，然下笔未必处处如初之所想,须“随意落笔”（“意外生体”）,方能“皆得自然”（或有“异势”）。孙过庭说的明白：“若运用尽于精熟，规矩谙于胸襟，自然容于徘徊，意先笔后，潇洒流落，翰逸神飞。”可见欲“意在笔先”，“潇洒流落”，须“精熟”，须“规矩谙于胸襟， 自然容于徘徊”。至此,至少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意在笔先”者，其“意”得之于日常, 而这些均非作书之前“预想字形”可为也。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王岗一段叙述中得到证实：
六朝书论中有“意在笔先”的杰出论断，中唐也加以运用，却改变了其本来整体艺术构思的意义，而加以新的诠释：“然意在笔前，笔居心后，皆须存用笔法，想有难书之字，欲于心中布置，然后下笔，自然容于徘徊，意态雄逸。不得临时无法，任笔所成，则非谓能解也。”这里只是对如何写一个字先想好笔法的规则，然后下笔。而六朝时这种整体的艺术构思与凭灵感冲动而创作是统一的，而在中唐，对“任笔所成”却是持了否定的态度，因为照他们看来，这样就势必“临时无法”，抛弃了“笔法”了。
王岗对“意在笔先”是有清醒认识的，并特意提到六朝人所说的“意在笔先”较之唐人多出了对“灵感和冲动”的强调，尚法的唐人唯恐“任笔所成”，害怕“临时无法”，这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意在笔先”所包含的“灵感和冲动”想必唐人是清楚的，只是限于时代风尚，有意规避而不作重点阐扬。米芾一语破的：“学书贵弄翰，迅速天真，出于意外。”后之学者渐渐淡化、泯灭了此意。而“意外生体，令有异势”，需要“灵感和冲动”，“灵感和冲动”又取决于平日之用功，用功既备，得惯性，水到渠成，而一一自然。
（作者：郑付忠 来源：国际艺术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