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文公碑》全称《魏故中书令秘书监使持节督兖州诸军事安东将军兖州刺史南阳文公郑君之碑》，又名《郑羲碑》、《郑道昭碑》。北魏宣武帝永平四年(511)，郑道昭为纪念其父所刻。当时郑道昭任光州刺吏。此碑起初刻于山东平度县天柱山巅，后来发现掖县南云峰山石质较佳而又重刻。前者称为“上碑”，字比较小，文凡20行，满行50字，因石质较差，字多模糊，稍见厚拙；后者称为“下碑”，字稍大，均二寸见方，且笔画清晰，共51行，每行29字，正书额题“荧阳郑文公之碑”匕字，没有署名，直至阮元亲临摹拓，且考订为郑道昭的作品后才受到重视。
回顾书法发展历程，楷书源于汉末，兴于魏晋，成熟于南北朝，至隋唐彻底成熟。其中经历了以隶为主、隶楷参半，进而以楷为主、隶意扰存等不同的几个发展阶段。魏碑属于后者。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写道：“太和以后，诸家角出。奇逸则有若《石门铭》，古朴则有若《灵庙》、《鞠彦云》，古茂则有若《晖福寺》，瘦硬则有若《吊比干文》，高美则有若《灵庙碑阴》、《郑道昭》、《六十人造像》，峻美则有若《李超》、《司马元兴》，奇古则有若《刘玉》、《皇甫辚》，精能则有若《张猛龙》、《贾思伯》、《杨翠》，峻宕则有若《张黑女》、《马鸣寺》，虚和则有若《刁遵》、《司马升》、《高湛》……凡后世所有之体格无不备，凡后世所有之意态，亦无不备矣。”历代书法史中，像北魏这样的刻碑盛况不多见。这其中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民族大融合带来的多风格、多形态的文化契机。魏碑实质上是少数民族文化和汉文化相融合的产物。二是佛教盛行，促使造像题记、摩崖石刻和墓志经卷等大量出现。三是士族豪门对文化艺术的垄断力量弱化，民间文化崭露头角，在继承秦、汉、魏、晋传统的基础上，涌现出众多民间书家。魏碑进入书人视野、广而化之并获取新的生命力则是在晚清。当下书坛对于魏碑“不拘成法”这一特点的理解相当狭隘，以至使魏碑几乎变成了狂荡放纵、怪异夸张的代名词，因而在临习《郑文公碑》前，对该碑进行重新认识，是十分必要的。(右图为《郑丈公碑》拓本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