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由于篆书和隶书是出现较早的两种书体,是以后楷、行、草书演化的源头，所以书家往往把篆书和隶书两种字体所体现的精神称为古意。学习中国艺术讲求取法乎上，所以篆隶得到了书家的极力推崇。本文就篆隶发展及特点，引入何绍基的碑帖兼容思想，来论述篆隶对以后今体的影响，分为学隶有益，篆分筋骨，余论三个部分。
关键词：篆隶，帖学，尚质，碑帖兼容
羲之云：“余少学卫夫人，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比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于兄恰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羲之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①我们知道王羲之是帖派书法的元老级人物，他将汉魏时期多带隶书笔意尚未成熟的行书和钟繇初具雏形的楷书经过自己伟大的认知和创造，发展为精神千古，体态优美，可以引领后世的今体。然而从上段话可见，右军初学卫夫人真书，受其挥泪称赞，也曾一度自满，可是等他北游之后，见到了那么多经典的秦汉名碑，便感到天外有天，和卫夫人学书之受益甚为浅薄，发出“徒费年月”的叹息。这当然有文人自谦的成分，毕竟卫铄在屈指可数的古代大家中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她身为女子，写出来婉约秀丽的楷书，师宗钟繇小楷的风格，两者可以说俱属帖派。而羲之幼年学帖，青年初探秦汉碑刻，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全身心的打入其中，我们可以断想是碑碣，刻石，摩崖，让书圣的书法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一般人都提倡以楷书作为书法入门的基础，而王羲之恐怕会将他深入汉碑的学习作为其真正成就开创的第一步。
一、学隶有益
羲之言：“吾真书胜钟，草故减张。”后朝大家苏轼也提出羲之的隶书和楷书要好于钟繇，但草书不及张芝。可见王羲之对自己的评价是很讲分寸的，那么他苦学汉碑一定发现了隶书的妙处。书法用笔表现为三种贯气形式：一是内向贯气形式，主要表现在古体即篆书的用笔运动中，二是内向贯气向外向贯气的过渡形式，主要表现在隶书的用笔运动中，三是内向贯气形式，主要表现在今体书真行草的用笔运动中②。既然隶书的用笔方式充当着纽带一样的角色，那么隶书一定有很多特点是贯穿古体与今体之间的。现列举一些代表作品加以分析。
西汉初年在文化上沿用秦制，书法和秦代很相似，石刻以《五凤石刻》和《菜子侯石刻》为代表作。《五凤》笔法质朴浑圆，《菜子侯》笔势近方，字形扁平，朴中有妍，它们在用笔上都余很多的篆法。东汉“碑碣云起”，而且现在尚存的很多摩崖刻石还有发掘的墓砖也都为那个时期的产物。它们当中有方整流丽，端庄秀气，波折鲜明的如《乙瑛碑》、《礼器碑》、《孔子庙堂碑》、《史晨碑》、《曹全碑》等，由于以中锋运笔，并在起收笔时藏头护尾，因此其线条丰腴蕴藉，柔和圆润，大有开魏、齐、周、隋及欧褚诸家的楷法之势；也有奇古拙朴，参差错落，不求精雕细刻的《开通褒斜道》、《石门颂》、《西峡颂》、《张迁碑》等，因其笔力雄厚，古意有余，既有笨起笨收也出长枪大戟，所以金文、石鼓等大小篆书的余韵和结构在不少字中都有所体现。③可见有了隶书的基础，可以上溯大小篆，下转真行草，知其源流正变就可以较快的得其法。得隶法而习行楷，知其则善变通，可以增加今体书中的审美内蕴；同时再去学篆，开可以使隶书中含篆的古质，增加深层次审美内蕴，而出入汉篆那般兼有篆隶形质与意趣的杂体更为得心应手。以隶书作为学书基础的入门书体，好处可见一斑。
二、篆分筋骨
实用需要产生时，隶书书不可能有大发展大成熟，隶书大量用于艺术创作是清代开始的。清代书法的主流倾向是“尚质”，“尚质”是对元明“尚态”美学的反拨，其主要表现在篆隶的复兴，扬弃帖学，崇尚碑学。阮元的《北碑南帖论》中评价南帖为“字全变为真行草书，无复隶古遗意。”而对北碑的看法是“古人遗法尤多存者。”④孙过庭《书谱》云：“古质而今妍。”⑤可见清朝尚质是以妍丽相对应的。当时的思想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书法，乾嘉学派是讲究训诂，考据的经典学派，他们反对宋儒空谈义理，提倡汉儒朴实治学之风。刘熙载《艺概，书概》中说：“清恐人不知，不如恐人知。”⑥这又是对元明书风“惟恐人不知”而尚态的有力否定。《自书为赞》曰：“古人书质，余观愈美，后人书妍，余乃不喜。笔墨以外俱辨神里。”⑦那么，古质中“质”的精髓有是什么呢
为“尚质”的提出正好和康有为，包世臣等碑派书家大力提倡碑学运动是同一时期，大部分人会理解为北碑中的古意。按这样的道理凡帖派书法都是要排除在“尚质”之外的。可是在被贬低为妍丽俗媚，只讲结体，古意已漓的书家中，惟独书圣王羲之仍为广大碑学代表所深爱，而且颜真卿，李北海等少数唐代书家也不在一些碑学成员的攻击范围之内，何绍基便是其中一例。他在《跋道因碑旧拓本》中有云：“有唐一代，书家林立，然意兼篆分，涵包万有，则前为北海，后为鲁公，非虞褚诸公所能颉顽也。此论非深于篆隶真草源流未本者，因不能信。”⑧
看到这里，我们便知含有古质的魏碑与含有篆分意度的帖学同在“尚质”的行列。所谓篆分意度，乃指篆书和分书所体现的精神意趣。当时书家对北碑中含有篆分意度的书法大都赞成，而对于帖中含有篆分意度的说法则知之甚少，其原因正如何绍基所说：“未习篆分者，仍难以语此。”⑨评述《兰亭》时他说：“右军行草书，全书章草笔意，其写《兰亭》乃地其笔意，尤当深备八分意度。”在论及《曹娥》时何绍基也说：“山阴真面目无处可寻……唯《曹娥》全是分书意度。”⑩而《兰亭》与《曹娥》均属帖派书法。“右军南派之宗，然《曹娥》，《黄庭》则力以兼北派，欧阳信本从分书入手，以北派而兼南派，乃一代之右军也。”⑾可见何绍基既没有走历代书家单学二王的老路，也没加入到盲目的崇碑反帖的队伍中去，在他的心目中，拥有篆分意度的古质，学贯南北，碑帖兼容才是最理想的境界。
三、余论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以为篆隶对中国书法的影响功不可没。一般文化大众学习书法多从楷书入手，然后写行草，处于实用字和艺术作品兼顾的审美状态，这样我们首先重的应该是结体。因为笔法由篆隶始，发展到行楷已经很成熟而且很复杂了，如果直接学行楷我们面临的结果很可能是入门很慢，空有整齐的结体，而笔法上却容易有“不入纸”的轻浮感，特别是对艺术成就很高的二王手札的临习。即便坚持不懈取得了一定成功，但没有篆隶的丰厚给养，写出来的作品也就“多妍而少质”了。松雪云：“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功。”很多书家都深研过篆隶，只是由于朝代的主流所限，他们一般不以隶书示人，而是作为深厚的基础运用到今体书之中去了。如启功作品中有纤细而又柔韧，使转流畅，笔力刚健的“筋书”，一定有小篆的功底；沈延毅论书诗中有说：“十年磨墨墨磨人，费纸千张未得神。索本求缘还上溯，方知隶篆是前身。”都表现了对篆隶极高的重视。当代河南书法在全国占有很重要的分量，绝大多数原因是河南省由于深厚的历史积淀，大量汉魏碑刻的出土，在书法界成了非常传统一路的篆隶大省，尤其是洛阳和开封两处古都，书界的学书理念都是以篆隶为上的。而像中国书协主席张海，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周俊杰，篆刻委员会副主任李刚田，还有被称作“一代狂生”的草书大家李逸野这样的人物都将这一理念运用和传承并受益其中。笔者期待河南大家中能像明末清初一样出现一个孟津王铎式的人物，为当代中国书法的继承与创新增添无穷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