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非闇出身于书香世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和祖辈父辈的文化熏陶，喜好诗文书画。自谓：“吾喜治《小学》，即说文一书已见十余种。”后经历庚子之乱，及辛亥革命后，于家房屋被变卖，家物荡然无存，家藏文玩亦用以换米盐。但旗人的没落并没有改变其雅好赏玩的习俗。在艺术上展现出灵慧大概是许多聪敏的旗人在那个时代里比较理想的选择。
于非闇艺术风格
于非闇艺术风格成熟，源于宋代宫廷绘画，同时又具有强烈的个性。其学画经历坎坷。初学写意花鸟、山水，1935年，“中年变法”，转而专攻工笔花鸟研究与创作。
他的艺术生涯大约可以归结为三个时期：
(一）、从其开始学画到1935年专攻工笔画鸟，即于非闇青年时期，也即其艺术生涯早期。这一时期他在绘画上多使用写意或工写结合的手法，色彩淡雅，笔墨轻逸洒脱，隐约透出青年时代的稚嫩与不羁。如他1932年所作的《水仙》，淡雅清秀、造型简洁、线条随意潇洒，反映了其早期小写意的特点。在于非闇早期绘画中，山水画也占有一定的比例。1927年创作的《秋景山水》镜心，1932年创作的《仿黄公望山水卷》等都是他为数不多的山水画作，这些山水画皆承宋元而来，用笔姿纵不拘，较其花鸟，更为酣畅纵逸。
《水仙》；纸本；1932年；84.5cm×33.5cm；北京画院藏
（二）、1935年至40年代末，是其工笔花鸟画的成熟期。此时于非闇已专注于工笔画鸟画的学习与创作，多为仿古或临习之作。《菊石图》（1936年）拟陈老莲，《竹石双鸠图》（1937年）拟宋院体，《浴鸽图》（1940年）、《杏华鹦鹉图》（1941年）皆学宋徽宗。此期作品偏于类似宋画的雅致，风格雅洁明丽，用色还较为古雅，不似晚年那般艳丽。笔力也比之前的作品更为利落、刚劲，并且多数作品已经用瘦金体题书。其间他也偶作小写意花鸟和山水，如：1941年所绘的小写意《蔬菜草虫》，1947年所作的《仿梅清山水》。
《菊石图》于非闇；纸本；轴；1936年；116cm×46cm；北京画院藏
（三）、五十年代，即解放后。此时于非闇先生已入老年，但这段时间确是其创作最为丰富的时期。此时他的绘画风格已经成熟。此期作品较之于非闇以前的作品也有较明显的转变。从以前的以临摹古代名作为主转为以写生创作为主。作品则更具有艺术创造性。这一时期的创作，往往使用极工细的画法来描绘，体现了其极其精湛的绘画技巧。工谨明丽、重色浓妆的画风已经基本形成。其《牡丹双鸽》图（1959年）可谓工整之极，繁丽之极。所绘《美人蕉》（1955年）亦是娇艳欲滴。也有一些作品主要物象以工笔仔细描绘，衬景则以恣逸小写加以表现。这种工写结合的画法，也是其绘画的一大特色。
《牡丹双鸽》于非闇；绢本；轴；1959年；162cm×81.5cm；北京画院藏
结语（318）：
于非闇可称做是一位“典型的旧式文人”，花鸟虫鱼本只是文人的雅玩。然而在新时代中真诚的“再生”，使他将自己的艺术完全奉献给了这个时代和大众的集体审美理想。他虽然坚决的改造了自己，然而原本文人的雅趣又不时的流露出来，同时又不得不有所抑制。他曾在一副高洁雅致的《白牡丹》中题道：“自多买胭脂画牡丹以来，越感到精神面貌难以捉摸，今作此图更不是说绚烂之极复归平淡，而是再做尝试耳。”他本不必如此遮掩自我的审美追求和个性的自然流露，这却是那个时代留下的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