斋号趣谈 舞文弄墨、刻木铸铜仍觉不过瘾，黄永玉又在京郊矗立起一件巨型艺术作品——占地六亩的“万荷堂”。这座完全采取传统建筑结构盖起的大宅院不是单纯意义上的住宅或画室，而是黄永玉平生最大的一件艺术作品。他亲自设计的建筑格局以及屋内的桌椅、壁炉、吊灯等等都在无言地诉说着主人非同一般的艺术品位。
万荷堂的中心是大殿，也是他的画室，有东西两个院落。东院是一个仿古江南园林式的建筑群，院中间有一方占地两亩多的大荷塘，荷塘里有来自颐和园、大明湖各地上好的品种荷花。每年7月，红花绿叶，是黄永玉最流连荷塘的日子，他最欣赏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精神，不论是在他的经历中、他的绘画中、他的书斋画室万荷堂中，都会得到充分体现。 从万荷堂大殿后门走出来，穿过庭院就到了黄永玉的起居室——老子居。 乍一听“老子居”，是不是有点自大，其实，这不是黄老自己起的名字，而是吕正操将军代他定下来的。说来其中还有一段故事：那是在黄老年轻的时候，曾在福建泉州住过一段时间，他住处附近有一座庙，庙里种有很多的玉兰花，有一次他禁不住爬上树去摘玉兰花，被一个老和尚看见，叫他下来。黄永玉开始时不知道这个老和尚就是弘一法师，跟法师讲话的时候满口“老子”，后来被人传了出去，成为笑谈。这次他要为自己的起居室取名字，吕正操就旧事重提，干脆就叫“老子居”吧!
钟爱荷花
黄永玉被称为“荷痴”，不单是缘于他画的荷花多，还在于他画的荷花独树一帜，神韵盎然。国画传统讲究“计白当黑”，他偏偏来个“以黑显白”，这种反向继承不但使画面看上去主体突出，色彩斑斓，而且显得非常厚重，有力度。 有的人认为中国画的精髓在于水墨山水，一种很清雅的、表现文人出世的气质，但黄永玉的画却大多数是浓墨重彩的，所以也曾经有人说他的国画不正宗。对此，黄永玉说，谁再说我是中国画我就告他。当然这只是一种玩笑话。 黄永玉与荷花结缘于十年动乱那些恶梦般的日子。傲然展蕊的荷花显得分外高洁清逸，不仅超凡脱俗、临风亭立的仙骨神韵给他以绝妙的美感享受，那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气节品性，更成为他逆境中启迪心智的精神支撑。黄永玉一有闲暇就去荷塘赏荷，从用心灵捕捉到用画笔描绘，仅速写就画了八千多张。荷花的千般姿态被他描摹殆尽，荷花的万种风情被他展现无遗，蕴涵了他无限的情思。
在他的绘画题材里，荷花是一个非常具有风格的主题，但是荷花中国的文人也画了上千年了，各种流派的，比如说像明末清初的朱耷画的那种残荷就有一种孤傲于世的感觉。但是黄永玉画的荷花，没有给人那种非常清高、出世的感觉，而是一种很绚丽、很灿烂的气质。黄永玉开玩笑说荷花从哪儿长的，从污泥里面长的，什么是污泥呢？就是土地掺了水的那个叫做污泥，是充满养料的那种土。从土地母亲那里长出来的，回头再来骂它是污泥，这叫忘本。周敦颐说“出污泥而不染”，这是一种说法，某一种情况底下的一种说法。 小时候到外婆家去，外婆那个城门外就是一个荷塘，小黄永玉出了什么事了、调皮了，外婆要找他算账的时候，他就把一个高大的脚盆滚到荷塘，自己躲在里头。小时候个儿不高，看着荷花像房顶那么高，一动不动地呆两三个钟头之后，青蛙过来了，水蛇过来了，他仔细地观察它们。荷花底下有很多的苔、草，那种光的反映、色彩的关系，非常丰富。后来他开始画荷花，大部分都是从根底下这个角度来看荷花，画的就是当年外婆家池塘里头给他的那种感觉。 如今在北京家中万荷塘的池水里，黄永玉已经种下了来自山东、湖南、广东、北京的各色莲花。实际上画了这么多年的莲花，它们的形态与精神已经烂熟于心，即使睡觉的时候也有“十万狂花入梦寐”了。
关于自述
余年过七十，称雄板犟，撒恶霸腰，双眼茫茫，早就歇手；喊号吹哨，顶书过河，气力既衰，自觉下台。 残年已到，板烟酽茶不断，不咳嗽，不失眠数十年。嗜啖多加蒜辣之猪大肠，猪脚，及带板筋之牛肉，洋藿、苦瓜、蕨菜、浏阳豆豉加猪油渣炒青辣子，豆腐干、霉豆豉、水豆豉无一不爱。
爱喝酒朋友，爱摆龙门阵，爱本地戏，爱好音乐，好书。 讨厌失礼放肆老少，尤其讨厌油皮涎脸登门求画者，逢此辈必带其到险峻乱木山上乱爬，使其累成孙子，口吐白沫说不成话，直至狼狈逃窜，不见踪影。 不喝酒，不听卡拉OK，不打麻将及各类纸牌。不喜欢向屋内及窗外扔垃圾吐痰。此屋亦不让人拍电影及旅游参观。
爱情故事
1924年，黄永玉出生在湖南常德，半岁后随父母回凤凰老家。他的父亲是当地男子小学的校长，母亲是当地女子小学的校长。对他来说故乡不只是记忆，不只是人到他乡之后的刻骨留恋，而是一种艺术上的必不可少的想象，一种不断地能够提供创造力的源泉。 那时候，黄永玉家就开始在院子里打糍粑。这是凤凰的一个习俗，几乎每一个人家都会打糍粑、置办各种各样的年货，因
为再过两天就是农历的新年了。这天，黄永玉的二弟黄永厚也从香港赶回来团圆，他们兄弟五个，老二和老四也都是画家，黄永玉排行老大。当年因为家境贫寒，12岁的黄永玉背着小包裹一个人坐船离开了家乡，在陈嘉庚先生办的集美学校读初中，慢慢接触到了更广阔的世界。念书念到中学，念了三年念到二年级，初中留了五次级。那个时候是抗战时期，集美学校是很大的一个学校，图书馆有六层楼，他基本上把图书馆的那些书从头到尾都翻了。图书馆中午关门常把他锁在里头，吃不成饭他索性就躺在过道的地毯上读起来。正是这些广泛的阅读让黄永玉终身受用不尽。14岁那年他已经是当时中国东南木刻协会的会员，并且开始发表作品，慢慢地小有名气。在离开集美学校后，十五六岁的黄永玉当过瓷场小工、战地服务团团员、学校教员、剧团见习美术队员，流浪在福建、江西等地靠绘画和木刻谋生，历尽了沧桑。 十八九岁时的黄永玉来到了江西一个小艺术馆里工作，在那里，他碰到了一个美丽大方的广东姑娘张梅溪。姑娘的天真纯朴以及聪明伶俐深深地吸引了他。
张梅溪的父亲是一位很有钱的将军，她在家庭的熏陶下从小就酷爱艺术和文学。当时有好多人都在追求张梅溪，其中有一个在航空站工作的青年，人长得很潇洒，他知道梅溪很喜欢骑马，每次都要牵一匹马来邀请她出去到大树林里游玩。黄永玉心想这下麻烦了，自己连自行车都没有！但他没有放弃对女孩的追求。通过侧面打听，黄永玉了解到这个航空站工作的青年人品不怎么太好，爱表现、爱夸耀自己，梅溪倒有点反感了。为了打败竞争对手，赢得芳心，黄永玉选择定点吹奏小号，向姑娘展开了攻势。 每次意中人出现的时候。黄永玉都在楼上吹起小号，虽然吹的技术不怎么高，但是定点吹奏很奏效，终于打动了姑娘的芳心。 那时黄永玉的兴趣在刻画方面，他一天到晚刻木刻。有一天他看中了一块木刻版，很想买，却发现兜里只有8毛钱了，心里思量了很久。头发长了，在心爱的姑娘面前不免有些显得羞涩，因为那个时候不兴留长头发，他想理发，理发那就没有木板了，但放弃很好的梨木板又不甘心，真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姑娘很快就明白了他的心思，爽快地说：“你去理发吧。”他直率地说：“理发，木板可就没有了。”“那我送你一块木板吧。” 后来，他就去理发店了。理完发，他心里还想着他的那块梨木板，想万一她不送怎么办？不送可就糟糕了。正当他愁眉苦脸之时，张梅溪早给他送来了一块他想要得到的木板，从那以后，他们成了一对令人羡慕的情侣。 他们俩相爱的事不久就传到了张梅溪的父亲耳里，将军将女儿狠狠地教训了一番，她的家人也没有一个人同意的，都很反对，他们苦口婆心地劝她不能跟一个流浪汉结婚。但此时张梅溪的心早已被丘比特的爱情神箭射中了。 黄永玉感到很沮丧，伤心地离开了张梅溪，只身一人来到了赣州。在那里，他很快找到了一份报馆的工作。有一天，正当他难过之时，忽然接到了她从赣州打来的电话，告诉他自己从家里跑出来了。黄永玉听了惊喜万分。她没有钱怎么跑出来的呢？原来，有一支由地下党组织的演剧队正在韶关演出，张梅溪以出去看戏为由从家里跑了出来。她把金链子拿出来卖了，然后坐了黄运车（一种运货的车子）来到了赣州。 黄永玉马上从朋友那借来了一辆自行车，骑快车直奔60公里外的赣州。离赣州还有10公里路，已是晚上10点多，天黑了，完全不能骑车了。他便找了个鸡毛店住了下来。店里没有被子，他只好用散的鸡毛盖在身上当被子。他太兴奋了，无法入睡，只觉得全身都在被跳蚤咬……第二天一大早，他把身上的鸡毛拍干净，然后再骑车赶路——去接自己的新娘。赶到赣州，她一见到头发上全是鸡毛的他，笑得差点流出了眼泪。 黄永玉对眼前的幸福不免有些担忧，试探地问她：“如果有一个人爱你，你怎么办？”她故意说：“要看是谁了。”黄永玉说：“那就是我了。”她回答：“好吧。”两人相约从此永不分离。黄永玉把她领到一个朋友开的旅馆里安顿了下来。黄的一些文学界、艺术界的朋友都撮合道：“结婚吧，反正她不要回去了。”就这样，他们在那个小旅馆里举行了一个简单却很有意思的婚礼。 在《雅人乐话》一书中，黄永玉在他的《音乐外行札记》中有一段文字记录了他的这段爱情经历：“我年轻时节衣缩食，在福州仓前山百货店买了一把法国小号，逃难到哪里都带着。刻完了木刻就吹吹号，冀得自我士气鼓舞。那时，我刚刚认识第一个女朋友，远远地看到她走近，我就在楼上窗口吹号欢迎。女朋友的家人不许她跟我来往，说：‘你嫁给他，没饭吃的时候，在街上讨饭，他吹号，你唱歌。’抗战最后的那几个月逃难，我把小号失落了。去年，我在九龙曾福琴行用了近万元重新买回一把。面对着我50年前的女朋友说：‘想听什么？’如今，嘴不行了，刚安装假牙，加上老迈的年龄。且没有按期练习，看起来要吹一首从头到尾的曲子不会是三两天的事了。” 患难中夫妻情深苦难在他们面前消失 1947年，黄永玉在上海参加中华全国木刻协会，从事木刻运动与创作活动。1948年夫妻俩来到香港，那时黄永玉在画坛上还没有名气，整天干着木刻——那是需要心和力交融的。而爱情的滋润使黄永玉勤奋耕耘，他的艺术灵感也随之奔涌而出，他的木刻画在香港渐渐有了名气，很多人争相购买。 1953年2月，黄永玉听从了表叔沈从文先生的劝告，与妻子张梅溪抱着7个月大的儿子从香港来到北京，在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科任教。张梅溪是一位很有爱心的女人，她和先生一起悉心饲养了一大堆的动物。家里不仅有狗，还有猫头鹰、火鸡，甚至还有猴子、狗熊、小梅花鹿……当他们一家子带着这些动物一起住进美院宿舍的大杂院时，让许多人都感到非常意外，真不知道他们夫妻是怎样应付那些可想而知的麻烦的。住进了美院这个大杂院里，他们结束了长期的漂泊，至此似乎应该安定下来了。 这段日子里，黄永玉由于有夫人的悉心照料，生活的安定，他创作的木刻《春潮》《阿诗玛》轰动了中国画坛。而后，他又开始学习国画，他喜欢上了梅与荷花，他笔下的荷花，在形态、色彩、风韵上独具一格，令人眼前—亮。对于黄永玉来说，没有什么比自由和创作更重要，然而这位自称湘西老刁民的黄永玉，他的特立独行、敢怒敢言、宁为玉碎、不求瓦全的倔强性格，没给他少惹麻烦。 搞“四清”的时候，因为黄永玉写了《罐斋杂技》一文，上纲到“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程度。其中印象最深的，如“拉磨的驴子：咱这种日行千里可也不易呀！”——当时被批判为讽刺“大跃进”，攻击“三面红旗”。后来，他白天半天挨批斗，晚上回到家，就半夜三更开始画画，妻子在一边替他把窗帘拉上。有时一画就是一通宵。一听到外面有响声，妻子马上要他将东西收起来，不敢再画了。 黄永玉的生命历程中，有一次名震全国是因为北京的一个黑画展。20世纪70年代装修北京饭店，周总理把李可染、李苦禅等当时一批所谓下放的画家都请回来做装修、配画工作。当时把黄永玉调到北京饭店去负责18层的整体设计。到快过年的时候，黄永玉和吴冠中、袁运甫、祝大年四个人到了重庆旅行、写生、设计，听人说“北京不得了了，北京现在批黑画了，有个人画了个猫头鹰，结果出大事了”。他不以为然地说：“画个猫头魔有什么了不起呢？我也画过。”大家也不知道就是在批他。后来，他自己跑去看展览，看看到底是幅什么画。一看，他的猫头鹰挂在中间，批得最大的一个就是他。很快，他被关进了“牛棚”。 在那些风雨飘摇的岁月里，和黄永玉患难与共相依相伴是他的家人。一家人被赶进一间狭小的房子，房子紧挨人家的墙，光线很差。张梅溪的身体本来就弱，加上这一打击就病倒了。黄永玉心急如焚，请医生治了也不见好，他灵机一动，在房子墙上画了一个两米多宽的大窗子，窗外是绚丽的花草，还有明亮的太阳，顿时满屋生辉。后来。黄永玉下放到农场劳动了三年，在这段时间里，妻子张梅溪一直默默地承受着一切外来的打击。 黄永玉在“牛棚”中曾经偷偷地写下长诗《老婆呀，不要哭》，来安慰妻子。在诗中，他大胆对她说“一百年不变”。 “文革”之后，拨乱反正，黄永玉有过一段顺利的日子，他当了美协副主席，还荣获了“意大利国家勋章”，名利滚滚而来。1988年，他携妻子又回到阔别了35年的香港，儿子黑蛮的出生地。 十万年爱情宣言嫁与老夫只一好 1970年，黄永玉给夫人张梅溪又写了一首情诗。诗中说：“我们相爱已经10万年。”他一本正经地对夫人说：“不是说人生百年结为一世夫妻吗？10万年也就是千世夫妻吧！”后来又在一幅画上题诗：“嫁与老夫只一好，凡有好画留下来。他年翻开箱底看，取为儿孙剪新鞋。打油诗一首，梅溪老伴一笑。” 而在张梅溪女士眼里，其夫君黄永玉又是什么呢？是一只“小黄牛”，一个“无愁河的浪荡汉子”。 在家里，黄永玉是位好父亲、好丈夫，梅溪是位好母亲、好妻子，黑蛮、黑妮是他们的好孩子。记者采访他时问：“你在北京、凤凰、香港、意大利都有家，你的家的概念是什么，到底哪个是你的家？”黄永玉说：“都是我的家。买房子本身可能有一种艺术创作的冲动，不一定都是一种无知的享受。儿女都让他们独立，自食其力，他们现在不需要我了。我的女儿在意大利也几十年了，从小到现在没有穿过高跟鞋，没有涂过口红，没有烫过头发，40多了。儿子嘛，本本分分也是一个画画的人，老老实实，从来不招是非，从小到现在没有骂过一次粗话。” 80高龄的黄永玉依然童心未泯，他热爱孩子，喜欢养狗，喜欢音乐，喜欢玩，喜欢一切新鲜的事物，像老顽童，金庸笔下的那个周伯通。假面具有时候买一个，还有假手枪，拿出来吓你一下。黄永玉对生活的积极乐观，对艺术的不懈追求，都是源于一种信念，他把自己比作跑马拉松的运动员，并非要跑第一，但是一定要跑到终点。 婚后半个多世纪，张梅溪默默地伴随着黄永玉，漂泊中有她的身影，成就中有她的祈福，患难中有她的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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