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人物画创作上，出现了精于写实亦兼容写意、工于造型不乏笔情墨韵的新浙派。而方增先则是第一代新浙派画家中最最突出的代表人物之一。
中国人物画发展到清代，因为过于追求人物画的抒情效能和观赏价值，已经走向了因公式化、概念化所导致的空虚浮泛，造型能力的贫弱和为笔墨而笔墨成为两大弊端。
本世纪徐悲鸿开其先路的水墨写实风格的人物画，正是把西方素描观念引入写意人物画而力矫时弊的变革。这一变革的结果，极大地强化了水墨人物画的造型，却把笔墨在结合造型中更充分地显现其相对独立之美的任务留给了后继者。
方增先在求学时代便练就了两方面的坚实基本功夫：一者是刻画深入的素描造型能力，另者是通过写意花鸟画、山水画学习而掌握的笔墨抒情本领。其后又在生活实践与创作实践中把二者恰到好处地结合起来，并创造了准确生动而饶于韵味的个人风格。
《粒粒皆辛苦》（1955年）是他一举成名的处女作。在这幅形简意深的作品中，精到的透视关系，生动传神的老农形象与洗练而讲究的笔墨线条，自然地融为一体，饶于泥土芳香，表达了深刻的主题。其后的《说红书》（1964年）、《艳阳天》插图（1975年）无不以对生活的透彻观察对传统的留精去粗，以越来越完美的笔墨技巧，充满生活气息的、有血有肉的形象，表达了那个时代的积极向上的立意。
新时期以来，方增先在已有的成绩上开始了新的探索。《母亲》（1989年）标志着这一探索的重大突破。饱满的构图，崇仰的视角，苍厚的笔墨，精妙的面部和双手的刻画，充满苍桑感的深情歌颂，化巧为拙、由秀而雄的风格，使他的艺术更加深沉而丰厚了。虽然画的是藏族的母亲，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和罗中立的油画《父亲》媲美。
90年代以后，方境先的水墨人物画仍然在变法，而且变得接近于炉火纯青了，人物虽有夸张，但骨子里是写实的。只是更加信手拈来，似乎完全去掉了刻意求工的痕迹，笔墨则高度简化，或用极简的白描画人，寥寥数笔，以一当十；或写意的粗笔山水衬出白描人物，无论画古代题材，还是画现实生活，都在更加疏简、更加飘逸和更加潇洒中，加强了抒情和表现性，令观者沉醉于独特的情韵中，玩味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