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出过许多名纸，可惜绝大多数没有在纸上留下可识别的印记，使得后人甄别时只能如同猜谜，绝少的例外是北宋的“金粟山藏经纸”，后人径可认得盖缘于纸背后一枚“金粟山藏经纸”小红印。该印记不仅使藏经纸昭然于史，乃至六七百年后的乾隆皇帝也因这枚印记领略到了名纸的绝妙墨韵而大加赞赏。地方官吏为博上悦，竟开坊仿造。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大多数金粟山藏经纸，其实为乾隆时的仿品。凭借一枚印记使得中辍了几个朝代的名纸重续香火，令人不得不赞叹品牌的魅力。按现代的话来讲，乾隆算得上是一位具有品牌意识的帝王。惊动他躬问的不只是金粟山藏经纸，《清稗类钞》第九卷记载乾隆还曾为勘查南宋“勤有纸”下落下了一道手谕：“近阅米芾墨迹，其纸幅有‘勤有纸’二字印记，未能悉其来历。及阅内府所藏旧版《千家注杜诗》向称为宋椠者，卷后有‘皇庆壬子，余氏刊于勤有堂’数字，皇庆为元仁宗年号，则其版似元非宋。继阅宋版古《列女传》书末有‘建安余氏靖安刊于勤有堂’字样，则宋时已有此堂，可见闽中余版在南宋久已著”，并谕军机大臣“查其家在宋时曾否造纸，有无印记处”云云。为了弄清楚历史上一张名纸，竟如此大动干戈，即便在今天也不易做到，史称乾隆”留心翰墨“诚非饰词。后查明复旨说“余氏犹于他处购造纸料，印记‘勤有’二字，纸版俱佳。”这则史料传达给我们更积极的信息是宋时福建余靖安氏自家并无纸厂，却能制订指标在他处加工产品，然后打上自己的品牌印记且名声昭著，估计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贴牌加工”的成功案例，只可惜八闽官吏没能像金粟山藏经纸那样适时秉承圣意恢复“勤有纸”昔日的辉煌。
如此赏心悦目的故事对于中国书画纸实在太少了，直至清代才稍有突破。清内府率先在御制笺纸上沿边恭恭敬敬钤上正楷体的年号、品名等一长条字，用上好朱砂印泥，金红璨灿，夸耀皇家金贵。而厂肆之中著名的莫过于“虚白纸”，这是一种极薄又极熟的“蝉翼纸”，洒上细密的小金片，纸角钤有“虚白斋纸”印章。乾隆朝大书家梁同书喜用此纸作书，由是声名大噪，用者蜂起，纷纷循印索纸，虚白斋因以致富，颇发人深省。也许为虚白纸所鼓动，在纸上钤印的渐多见，如“汪六吉”、“曹金楼”等均享誉一时，各有特色，也曾一度到了争奇斗胜的程度，可惜没能沿袭下来。新中国后的书画纸几乎看不到有哪一家在纸上做进品牌或钤上印记的。我揣摩其原因一是怕费工费时增加成本，二是在论面积计算画价的今天，商家怕钤印损害有效使用（即便钤在纸背也有影响），究其根本还是对品质缺乏信心，不敢独立特行罢了。现代中国画正面临变法，书画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有个性化的产品。我照古法以纯桑皮为料抄造一种画纸，取名“温州皮纸”；又以麻及藤皮为料的取名“蠲纸”，并请篆刻家林剑丹镌印钤于纸正面右下角，销售多年深受欢迎，未见有投诉印盖的不是地方，相反人们对未钤印的纸倒无意问津。当代大画家程十发不仅喜用温州皮纸，且称其“楮先生为第一”。程曾为香港集雅出版的《当代八家画选》绘69厘米×69厘米的山水八幅，嗣后打电话告诉我说这八幅作品不仅都用温州皮纸，而且每一幅都特意保留了那枚“温州皮纸”小印记。程先生说：“不仅纸好，这枚印制得也好，我常将其入画。”不失为现代书画纸品牌印记的一则佳话，并也颇能说明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