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纸、砚，人称“文房四宝”，只是文房诸多器物中的代表。诗筒、笔筒、笔洗、墨床、墨匣、镇纸、水注、砚滴、印章……古人以细致的书房用具，营造出宁静致远的读写气氛。
中国人早在南北朝时期（公元420年―589年）就发明了“文房”一词，利用纸笔书写的历史则更为漫长。数千年来，中国文人自识字始就与书房为伴，笔墨纸砚营造出他们的精神家园。“古代文人将文房四宝当成工艺品，文人所有的器皿、书柜、书斋都有名字，其中倾注了他们的感情和寄托。”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副院长郑晓华将这种文化现象称为“书斋文化”。
“文房四宝出二郡，迩来赏玩君与予。”众多文人曾在诗文中赞美文房四宝。而在中国具有悠久历史的笔、墨、纸、砚的制作，用材、程序、手工都极为讲究。湖笔、徽墨、宣纸、端砚，特定地方、特殊材质、特别工艺，再加上千百年恭敬细致的制作态度，为其赢得了长久的口碑。
漫漫千年之后，在由铅笔、钢笔、圆珠笔、打字机、电脑逐渐更替的世界里，我们远离了曾经亲切的笔、墨、纸、砚，将过去的生活化成了追忆的历史。
在中国传统农历新春，《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走访了安徽歙县、泾县、浙江湖州等“文房四宝”的著名产地，零距离了解古老工艺现如今的生产和生存状态；也听一些舞文弄墨几十载的书画大家畅聊他们浸润于“黑白”之间之道、趣、品。
风范气韵，极妙参神
笔、墨、纸、砚，如今52岁的王岳川，已在此间游方47年。
身系黑白二色，心悟天地万物。从小受母亲和外公熏陶研习书法，初中时又跟随“苏葡萄”苏葆桢的弟子学画，大学就读中文系并开始刻印，王岳川称自己诗、书、画、印皆能，传统就如基础，“如果你想到达到某种人生高度，就需要一个宽厚的底座，诗书画印、琴棋书画，就是那个坚实的底座。”
年过半百，王岳川的脸上依然难见岁月的痕迹。目前他身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副所长等多重职务，忙碌之余依然恪守古人“一日临帖、一日创作”的规训，在方寸书房之中，驱日常俗务之纷扰，与悠悠千古共语。
当净手、研墨、凝神，毛笔蘸饱墨汁落于雪白的宣纸之上，自然在此屏息，“风范气韵，极妙参神”，向来是中国文人苦苦追求的境界。
“创作时，有时要沐浴更衣，有时焚香，但大部分时间我会放一些上古和汉唐时期的古琴曲，一下子，心气就如同从喧嚣的尘世退回山野。”王岳川以《庄子》中的“坐忘”、“心斋”一说比拟这种感受：“把心腾空，不再放满杂务。这时候写书法、画画，经常出现一些自己都难以想象的生花妙笔。”
黑与白，简单的二色，中国文人以此描摹万物，所谓“胸中有丘壑”是也。毛笔向来是线条的艺术，而从宋代苏东坡开始发展的文人画，摒弃了浓烈的色彩与繁复的构图，仅以墨色表现内心与自然。之后，这种以意境取胜的画法席卷宋元明，画坛一派清静、疏远气象。
“焦墨山水、泼墨山水、水墨花鸟，中国文人认为只有用最简单的方式，才能表现最丰富的万物。”在王岳川看来，《老子》说“损之又损，以致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其中“损之又损”四个字最为关键。纸面上，色彩损为黑白二色，内心中，损一切世俗杂务而回到素心状态。
王岳川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有一次，他为创作一幅一丈二的狂草，沐浴、更衣、焚香、播放古琴。“写时真是有如神助，与以前创作的几幅作品相比，问题微乎其微。”他惊叹于这种奇妙的状态，“一个人，战胜外界容易，战胜自己难。很多人的内心被堵住了，如何能创作出好作品？”
在优秀的书法与绘画作品中，文人总在追求天地合一的状态，在那个时代里，他们的精神世界亦是融合的。古代并不崇尚职业化的书法家与画家，如苏东坡那样的文人，他同时是政治家、文人、画家、书法家、美食家……他们的理性与感性同样发达，是全面发展的大写的“人”。
“文人与画匠不同。匠人按照别人的要求描摹对象，去外部求索对象的惟妙惟肖，是跟着自然之后爬行。”而文人，以内心的充盈、浩然之气，让纸笔产生奇妙的艺术感受。王岳川认为，他们根据自己的内心表达着世界上可能没有的东西。如苏东坡以朱砂画红色的竹子，宋代画家文同画那种向下长又弯朝上的竹子，谁曾在现实中见过？然而，这是“心中之竹”，文同表达的是宋代文人在巨室压迫之下拼命地甚至变态地生长出来的姿态。“他们为这个世界增添了新的、独有的感受。”
目击道存，悠游散怀
郑晓华认为《三希堂法帖》中一句“不知何故溺丹青”，正是自己习书的某种写照。在他眼中，书法是一种特别追求精确和完美的艺术，“让我也养成了追求完美精确的习惯，对我的性格影响非常大。”
从小习书画的王岳川，则认为书画让他与古人、自然交通。“每次看大家原作都怦然心动，看到傅山书法的原迹，真是心有戚戚焉。”书法，给了他一个“诗意的栖居”的地方。
古人常说“目击道存”，一颗完整的、活跃的心灵，能感悟到自然的勃勃生机。而在一个职业化的时代里，现代人逐渐丧失了生命的原始感悟力。“今天，很多知识分子的艺术感觉迅速衰落，完全萎缩，看任何东西都是死气沉沉的，天下山水都觉得一样，看一幅画看不出线条、构图、笔法、师承。”了解、研习书画，也是培养艺术感觉、不萎缩生命和灵魂的敏感性的重要方面。
在韩国，习书的企业家曾经告诉王岳川，晚上坐禅一样临摹古碑文，一身的疲劳突然消失。同时，书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写完楷书写隶书，很多人会在书写的过程体会到与古人心心相通的感觉。“但在中国，很少有人在黑白二种素色中体会天地的玄机。”王岳川叹息说。
另一方面，写字作画的平静状态，或许能让人们找到心灵的平衡。据统计，唐代人均寿命39岁，而唐代书法家基本上都活过80岁，王岳川认为这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书法抑制人内心过分向外扩张的欲望，回归本心，因而能使人长寿。“现在得病的人非常多，其实不止环境受到污染，人的精神生态也不平衡、被污染了。一盏灯下，一枝毛笔，蘸墨在雪白的纸上用黑白二色表现万物。这是人从做加法的过程中退出来，做减法，心理和生理会更健康。”
东风西渐 “墨”趣盎然
“现代人不以书法为唯一的进阶方式了。所以，书法从大众的事情变成了小众的事情，从布衣入仕的途径变成了精英分子坚守、保留国粹的一个方面。”但王岳川认为，这是以西方中心主义角度看待中国文化导致的。
见了钢琴贬低古琴，有了小提琴抛弃二胡，用了电脑忘了毛笔，我们曾有过这样的时代，不再拥有文化自信，也难再尊重书画传统。“这主要是由全盘西化造成的。”王岳川分析说，日本在西化过程中保存了汉唐的精华，韩国则继承了宋明的精粹，中国却以“打倒孔家店”的态度，完全丢弃传统，导致了文化断根。曾在日本任客座教授2年、出访韩国6次的王岳川，认为中国是中日韩三国中最漠视书法艺术的。在韩国期间，他看到众多四五十岁的企业家虔诚地跪在地上，一丝不苟地临摹《张迁碑》和颜真卿。在日本，小学和中学都要学习、考试书法，几乎全民会写书法。相比较而言，中国青少年的书法教育则空前虚弱。
“但西方话语霸权的日子已经到头了。”王岳川显得十分自信。6年前，海外学汉语的人数不到300万，今天，这个数字已接近6000万，“这6000万精英分子学了汉语后，就算百分之一的人拿出毛笔来写写，那也是60万。”
北京大学有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徐悲鸿艺术学院则开办了书法高级研修班。郑晓华看到类似的研修班如今越来越多，“很多人真心实意地喜欢书法，普通百姓中书法的力量依然很强大。”中国传媒大学青年学者邓瑜则对公园里练字的老年人颇感欣喜，在他看来，兴趣是最高境界，“‘书者，散也’。保留传统，最主要的保存兴趣，工具是次要的。老年人用海绵笔在水泥地上写字，东西不好，但兴致很高，完全保留了‘有意味的形式’，有这种气质，就不怕文化传统消亡。”
在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王岳川带教来自各行各业的书法内行，他也曾教授过海外学生。这些学生研习书法，有的仅出于爱好，以书法修身养性；有的也看到了书法可能的经济效应，“他们预计书法将在未来一二十年之内成为世界热门话题，他们愿意成为外国人的教官。”王岳川本人看好中国传统书画的前景，他同样相信，“最近十年应该是中国全面制定文化战略，文化输出的时代。”
当中国文化重新崛起、向海外输出之时，书画可能以视觉形式扮演最直接的角色。在王岳川教过的外国学生中，不少人觉得书法极其有趣，“他们以为那是会阴开的纸，结果蘸墨一写，发现成了圆滚滚的、立体的、会膨胀的东西，而且，再填一笔就死了，这一次性的涂抹极具魅力。”相对于西方块面性的美术，中国线条般的绘画很容易让他们感觉新奇。“因而，目前国外购买中国国画的买价很高。而书法则是一个慢性过程，随着学汉语的人越来越多，将有更多人学习书法。”
千年工艺 亦喜亦忧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走访安徽歙县、泾县、浙江湖州的过程中发现，这些古老工艺在生产、销售、流通基本顺畅的情况下，依然面对着技术工人老龄化、后继乏人、其他品种冲击的困惑。而使用着文房四宝的人，则对目前一些厂家机械化的制作手段甚为不屑。
临摹时，王岳川已经多用比较方便的安徽产“红星墨汁”。然而，一旦作画，他一定自己磨墨，“磨出的墨层次非常多，而墨汁墨色很重，相差很远。”郑晓华也认可画家自己研墨作画的做法，“工业再发展，墨汁也体现不出研墨的层次感。”
当宣纸市场面对书画纸的冲击时，那几乎是厚重历史与风云时代的较量：手工制作的宣纸“纸寿千年”，而书画纸的生命不过短短十几年。古人相信“立言”为“人生三不朽”之一，相信千年之后，会有人通过纸上墨迹与他展开对话，所以得一好纸便欣然狂喜。而今人写字、画画常常为售卖，千年的时间，对他们来说，显然太长。
“想着买卖，写出来的字就一定有酒肉气、铜臭气、方孔兄气，没法看。”王岳川对现今的状况十分痛心：“写得稍微好点，马上考虑是否能卖大价钱，他所信仰的是钱，而非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