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著名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蔡襄，一生苦学，笔耕不辍，与笔墨纸砚结下不解之缘，有关他与“文房四宝”的轶闻逸事，屡见史书，流传民间，成为古今文艺界称颂的佳话。福建省作协主席陈章武十年前赴皖开会，在歙县参观“太白楼”时，看见文物陈列室赫然挂着蔡襄的书法拓片，并获悉当地流传蔡襄与歙砚的诗词和民间故事。“物因人名”，歙砚因有蔡襄的品题而誉满天下，与端砚齐名，成为我国“文房四宝”的珍品。我读了章武撰写的《蔡襄与歙砚》一文之后，查阅《仙游县志》，在卷53“丛谈”中也读到一则类似的记载：“徐虞部以龙尾砚邀君谟（注：蔡襄别号）品第，君谟答以诗云：‘玉质纯苍，理纹清，锋芒都尽墨无声，相如问道还持去，肯要秦人十五城。’又云：辨歙石以此法，若端石则不然。”仙游与歙县的记载诗文如出一辙，只字不差，时隔八百多年，两县人民对蔡襄仍敬仰有加。蔡襄的书法和他的事迹，深深镂刻在中华文化史册上，悠悠千古，闪闪发光。据说，歙砚石质坚韧，纹理缜密，发墨如油，“无声”有趣，蔡襄欣然为之题诗，把它比作价值连城的“和氏璧”，足见书法家灼灼慧眼和殷殷惜砚之情。黄山市文联主席周吾在送章武时，还特地步韵吟诗一首，以表对蔡襄的敬意：
质地光纯纹理清，研磨柔润细无声；
蔡襄赞誉连城宝，歙砚因此负盛名。
史书说，被称为文房珍品的歙砚的发现，带有几分神奇的色彩。《宋稗类钞》记载：宋代歙县汪氏，“一夕山居，涨水暴至迁寓庄户草庐”，汪氏于晚上无意中发现支床的石头发光，感到奇怪，就请庄户加工成砚台，结果这方砚“石色正天碧，细罗文中涵金星七，布列如斗宿状，辅星存焉。”这种“罗纹”中有“金星”，如“正天碧”的“斗星砚”，乍看黑细，细观则青碧，颜色浑似“天碧”，妙不可喻，汪家有此“珍品”，自是家道饶益。”
蔡襄与歙砚有缘，对端砚也情有独钟。《仙游县志》记云：“宋代端州崔生”，居端岩侧，蓄石工百人，岁入砚千枚，十年无入意者。一旦工于后岩百丈坑剖石，得紫龙卯，其里人来观者持羊酒贺，造成长广减十之四，厚重宽平，开厘滋润，若有德君子，上下眼各四，当中晕七重又有文，表里无纤瑕，微近乎手则泽润可磨墨。”崔生得此“奇宝”，“辄忘寝食”，不知要送给谁才妥当？最后，他决定“不远千里授使者”送给当时著名的书法家蔡襄。如此重赠，蔡襄极为高兴，择选吉日，“斋戒发封”，并为崔生赠书一事特书记述：
“……崔抱砚辄忘寝食，久之，念奇宝不可私藏，谁其当之？不远千里，授使者以来遣予，斋戒发封，取吉以澄心堂纸，李延王圭墨，诸葛高鼠须笔为之记，时皇佑祭巳十二月二十八日书。砚今藏于家，李延王圭墨犹存。”(《忠惠文集》)
可见，堂堂一代书豪，家里珍藏文房四宝，除了赫赫有名的歙、端二砚外，尚有当时驰名天下的“澄心堂”之纸、“李延王圭”之墨和“诸葛高”之鼠须笔，这些被当年文人雅士视为“四宝”的笔墨纸砚，当作互相互馈赠的高贵礼物，书香，墨趣，砚韵，确是文坛一件雅事。与蔡襄深厚交情的挚友的宋代大散文家欧阳修，因请蔡襄挥笔题字刻石，还特地赠送“鼠须笔”“龙茶”、“惠山泉”等物“为润笔”，蔡襄收下，笑说：“清而不俗”！（据《六一归田录》）如此看来，当年文人学者把“文房四宝”视为高层的文化象征物，对天天与之相处的笔墨纸砚理所当然地爱之于心目书之于诗文。作为当年具有极高声望的书法家蔡襄的书房里有国人共珍的“文房四宝”，日夜与之相伴，如星拱月，自使书室熠熠生辉！
蔡襄祖籍仙游枫亭，“年十八以农家子举进士”，在世五十六岁，著作甚丰，《荔枝谱》译为英、法文流传国内外，《墨谱》一书，专题论墨，对笔与墨这对天生“文友”做了认真考究，足见他对“文房四室”深有研讨。他在朝忙于政务，勤政廉政，业余又深谙书法，植物学、桥梁学亦有精深学识，集名臣、专家学者于一身，成为政文“双跨”的大学问家。宋代宰相赵鼎题词说“儒林仪表，国家栋梁，风云翰墨，锦绣文章，驾长虹于廖廓，听鸣风于高岗”，可谓是对蔡襄人品文品的全面肯定，给这位“儒林”界杰出代表以高度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