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题画”的学问

西洋画画满,中国画留空。中国画的空白引出了题中国画的能力和学问,使中国画成为诗或文、书、画、印四者有机结合的综合艺术。不管如何综合,有一个原则不能变,即必须以画为主,否则不啻中国画的异化。
  
  清钱杜《松壶画忆》:“画之款识,唐人只是小字,藏树根石罅,大约书不工者,多落纸背。至宋始有年月记之,然犹是细楷一线,书无两行者。惟东坡行款皆大行楷,或有跋语三五行,已开元人一派。”清方薰《山静居画论》亦云:“古画不名款,有款者亦于树腔石角题名而已。”二人所言,不烦取证。即如日本京都高桐院所藏中国画《山水图》,曾被认为唐代大画家吴道子的作品,后因从中央的松树上方发现小小题识―――“李唐画”的落款,方始断为南宋初期宫廷画家李唐所作。
  
  款题图画始自苏轼、米芾,至元明而渐多。高情逸致,画之不足,题以发之。
  
  画有一定落款处,行数或长或短,或双或单,或横或直,变化多端,题得其所则相称,不得其所则不称。因此,画固有因题而益妙,亦有因题而败者。元明人工书,虽侵画位,亦觉隽永。如倪云林,不独跋,兼以诗,往往有百余字者,画面更见高雅。至青藤、白阳辈,行款狂放飘逸,有“抢镜头”之嫌。但一则诗文高妙,如青藤题《墨葡萄》诗云:“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借题发挥,感慨寄托自然;书法狂放洒脱,与画面十分协调,能收相得益彰之效。
  
  画之款识格式,至近代艺术大师吴昌硕、齐白石,终臻完全成熟之境,成为画面的有机组成部分,不独生发画意,寄托情思,更见画面构图之完美。至潘天寿先生而穷极变化。
  
  题画的学问,下述三方面不可或缺:一是文学精,即自作诗文精妙,或借古诗文贴切;二是书法精,不但题的书法本身精,还必须与画面协调,如狂草再精,也很难题在工笔画上;三是构图精,上文所谓“画有一定落款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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