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初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可以说结束了新时期美术的一个阶段，而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80年代是一个充满了希望与热情的年代，是思想解放运动在文化领域内蓬勃发展的年代，80年代中期在中国兴起的新潮美术运动无疑是思想解放运动在美术界的反映。新潮美术的参与者主要是从文革中走过来的一代人，他们大多出生于50年代，经历了上山下乡运动，体验过生活的磨难与心灵的创伤，社会变革有热情的追求和急切的渴望。他们是改革开放的积极拥护者，是思想解放运动的追随者与参与者。但是，在极左文化路线的压制下，使他们长期处于一种知识匮乏、思想禁锢的状态中，在变革现实的热情中也交织着焦虑和急躁。在西方现代艺术大量介绍进来的时候，由于知识准备不足，加上充满焦虑的热情，简单地照搬西方现代艺术的某些样式就成了新潮美术的一个主要倾向。大潮涌起，泥沙俱下，新潮美术唤起了一种精神，但独创性的艺术形式和思想内容深刻的艺术作品并没有大量出现。而且也就在现代艺术运动急速发展的同时，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市场经济已逐步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之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思想方式也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新时期美术将对此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呢？相比之下，新潮美术热衷于精神与观念，热衷于西方现代艺术的各种样式与流派，对周围正在发生的变化，对自己的作品是否能进入市场，反而显得迟钝。
新生代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1991年7月， 一群以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留校的青年教员和部分院外工作的青年画家举办了名为“新生代”的画展。
新生代画展虽然不能完全代表正在出现的新趋势，但给这种趋势带来了一个名称。“新生代”就其规模而言确实不如新潮美术，但它却有着和新潮美术完全不同的特点。他们大多是60年代出生的一代，没有经历过文革，没有插队下乡的经验，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在一帆风顺中渡过中学与大学时光，受过良好的专业训练，对西方现代艺术有比较系统的了解。由于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也由于他们自身经历的影响，他们不象上一代人那样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变革社会的热情，而是更关心艺术本身的问题，关心他们自己及周围的生活。他们的艺术真实地记录了他们对生活的感受，也记录了正在发生着的社会生活的变化，因此他们也被称为“新现实主义”，因为他们是以直观的眼光来看待现实，又由于他们都受过严格的学院训练，有着扎实的写实基本功，他们的艺术风格主要是一种面对现实的学院派风格，因此也被称为“新学院派”。
刘晓东，198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三画室，1990年在他首次举办的个人画展上，以新颖的风格和题材引人注目。他以一种新的眼光来审视周围的生活，以纪实的风格如实记录了他和他有朋友们的生活。从表面上看，他画的只是一些年轻人的聚会或日常生活，实际上，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市场经济的形成，由此带来的社会急剧变化，首先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而年轻人又最先感受到这种变化，并且有意识地在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刘晓东的画反映了这种变化，也体现了这一代人的价值观念。
1991年举办二人联展的李天元、赵半狄的作品也反映出同样的趋势，但他们的题材更加广泛，更注重都市文化的变化，在形象的刻画上也较为细腻。
青年女画家喻红的题材更反映出一种个人的兴趣和女性的目光，她的画中没有刘晓东的那种调侃和幽默，却有着向往生活的乐观情调，尤其是她笔下的那些青年女性形象都令人想到当今女孩最神往的时装与模特儿。
王浩与韦蓉的作品是以照相写实主义的手法记录北京人的市井生活，在这些看似平淡的画面中，隐含了画家对生活的独特视角，将都市的繁华与生活的辛劳融为一体，使观众在这种不动声色的纪实风格中看到了自己的生活。
新生代的画家都以自身经历的生活为题材，体现出一种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但这种现实主义已不是那种美化生活和图解政策的假现实主义，而是在经过了新潮美术洗礼之后的一种面向现实的精神，现代艺术的各种手法也必然在他们的作品中反映出来。王玉平和申玲的作品倾向于表现主义风格，日常生活虽然是主要的题材，但不是他们所要表现的主要目的。情绪的表达和感觉的自由发挥往往是画面上隐含的主题。申玲的作品注重对形式语言的细腻感受，同时又充满对普通生活的情趣。王玉平的作品则有着较为深刻的哲理性，他不是对生活的一般记录，而是对人的生存状态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方励君的画也是以北京人的生活为题材，他不是以一种现实的态度来记录生活，而是抽取出一些老北京的典型形象对某些现象作了讽刺性的表现。
新生代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思潮，除北京之外，在全国各地都先后出现了相似的现象，一批刚刚走出校门的青年画家把他们所接受的学院派训练与现代艺术的观念结合起来，反映他们的生活及对生活的看法。他们与北京的新生代一样，都是代表了9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在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基础
上，保留了对生活的真情实感。湖北画家曾梵志不是简单地记录生活，他以现实的环境为背景来表达自己对人生与命运的忧虑，抨击了潜藏在人性中的虚伪与暴力。
南京画家毛焰以风格独特的油画技法来为他周围的朋友画像，这一个个富于个性的形象反映了一代人的社会心理，他们面临着生活的压力和命运的挑战，但充满着自信，他们要以自己的方式来安排自己的生活，这可能是他们与上一代的重要区别。
四川画家何森以大众文化作为绘画的题材，但他不是简单地重复生活中引人注目的一些现象，而是把有表现力的绘画语言与这些现象结合在一起，如饱满的构图、阔大的笔触和强烈的色彩，使人在感到生活的真实的同时，也受到现代绘画语言的冲击，当然，画家在题材选择和表现手法上也含一些讽刺的意味。
用新生代来代表一种艺术思潮实际上不准确的，因为这些年轻人开始的时候都是用刚走出校门的眼光来看待社会的，随着他们阅历的增长，社会经验的丰富，他们对人生、社会和艺术本身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将脱离单纯，走向深刻，真正地融入社会。富，他们对人生、社会和艺术本身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将脱离单纯，走向深刻，真正地融入社会。
1983年，当时还是中央美院一名普通教员的靳尚谊在中央美院陈列馆展出了他的一幅新作――《塔吉克新娘》，画面上柔和典雅的色调、细腻精致的笔触和画中人秀美清纯的神情融为一体，仿佛把人们带入到一个静穆而单纯的审美意境之中。当80年代中期的中国画坛正在躁动着新潮美术的巨变之时，《塔吉克新娘》却象预示着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为中国现代油画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也标志着一个以古典画风为特色的新的艺术流派的形成。
油画作为外来画种引进中国始于清代，盛于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其材料、技法及造型观念当然也来自西方，但是在本世纪上半叶油画观念进入中国的时候，正是西方现代主义方兴未艾之时，从欧洲留学回来的中国美术学子一方面带回了欧洲学院派的传统油画技法，另一方面也接受了大量欧洲现代主义绘画的风格，结合中国的绘画传统和现实的需要，形成了中国早期油画的独特风格，产生了徐悲鸿、刘海粟、吴作人等一批杰出的油画家。
建国以后，中国的油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50年代的国际政治环境下，尤其在中国政治现实的背景下，前苏联的美术学院制度和俄罗斯画派的传统风格对中国油画的发展发生了重要影响。50年代中期由前苏联专家马克西莫夫在中央美术学院开办的油画训练班使中国学生比较系统地接受了欧洲古典油画技法的训练，虽然俄罗斯画派并非欧洲古典主义传统的正宗，同时苏联的油画风格也主要是为政治服务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中国新一代油画家也正是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靳尚谊、詹建俊、全山石等著名油画家都曾在马训班学习。
苏联专家的指导一方面为中国油画的发展奠定了一个新的基础，另一方面也为中国油画建立一套现实主义的造型制度。但在当时的条件下，现实主义艺术并没有得到健康地发展，除了少数作品外，油画也和其他艺术门类一样，在左倾艺术思想的影响下，成为政策宣传的工具，在文革时期，极左盛行，油画也只准许以一种“红光亮”的风格来为政治服务，离真正的现实主义风格也越来越远。
十年动乱的结束，文艺界开始了缓慢的解冻，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国策给中国油画艺术也带来了生机，一方面是随着国门打开，开始接受国外现代艺术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对传统重新进行清理。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带来了艺术风格的多样化，罗中立的油画《父亲》吸收了60年代在欧美流行的照相写实主义的手法，通过“父亲”的特写形象，表现中国农民的勤劳与艰辛；陈丹青的《西藏组画》一改苏联模式的现实主义风格，从 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画家米勒的油画技法中探索新的表现手法；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则是从美国当代现实主义画家怀斯的艺术中得到启发。他们大多以中国农村或少数民族生活为题材，在80年代初形成了乡土现实主义的绘画思潮。乡土现实主义是新时期艺术中最早具有现代意识的艺术思潮之一，它不仅在主题上反映了对现实的思考和对历史的反思，在风格上也反映出油画语言在技术上的独特魅力。新古典画风就是在对这种语言的技术特征重新审视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古典绘画有一种凝重典雅之美，它是通过精湛的技巧、准确而优美的造型、均衡的构图与和谐的色调而创造出来的，80年代中期在中国发生的现代艺术运动是形成古典画风的直接原因。现代艺术注重艺术语言与形式的独立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说，古典画风就是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基础上，把传统的油画语言纯粹化，摆脱油画为政治服务和为主题服务的局限。同时，古典画风也是对现代艺术运动的扳拨；现代艺术解放思想，形成多元化的艺术格局，但也充满了急躁和焦虑，以及对西方现代艺术的简单模仿，而古典画风则以在沉稳和典雅中透露出人生的哲理思考，以自身独立的品格在传统与现代之间驾起一座桥梁。
中央美术学院的两代画家形成了古典画风的核心。靳尚谊的《塔吉克新娘》首开古典画风的先河，他在严谨细精湛的造型基础上一改苏联模式的传统思路，对法国19世纪的新古典主义艺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且用这种欧洲传统的油画技法来表现东方美的神韵。《双人体》一画是技巧与美的结合，同时也是古典美与现实美的融合，从现实的造型中表现静穆与朴素的美。靳尚谊对古典艺术的理解不是照搬某种样式或单纯的技巧展示，而是从美的共性和文化的共性上来探索中西文化的结合点，在人体艺术中是一种朦胧的东方意境，而在肖像画中就直接表现中国特有的古典美，《女演员》不仅表现了中国少女含蓄淡雅的东方气质，还通过背景的处理把人的气质和传统文化的精神结合在一起。曾经作为一名现实主义历史画家的靳尚谊同样也把古典画风带入了他的历史画创作，《瞿秋白》塑造了一个革命家兼诗人的形象，坚毅的表现和沉思的目光表现了瞿秋白坚定的信仰和文学家的气质。沉稳的造型烘托出人格的力量，深沉的色调表达了历史的久远感。靳尚谊这幅画是把古典绘画在造型与技术上的特征和主题所要求的气质与精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欧洲古典主义艺术强调静穆的伟大与高贵的单纯，因此单纯的画面构成与表现静态中的美感与力量，也往往成为古典画风画家群的基本特征，但是在现代艺术的条件下，每一个画家都力求在这样一个总的倾向中体现自己的艺术个性。孙为民，1987年中央美院油画系硕士研究生毕业，他的艺术是现实主义题材与学院风格的平行发展与相互影响，他善于表现田园诗般的农村景象，充满朴素、静谧和安详的气氛。在孙为民的人体画中也保持了这种现实主义传统，与靳尚谊对古典绘画技法与东方审美意境的追求不同，孙为民通过光线的变化和明暗的对比为画中的人物设计了一个现实的环境，而且在人物造型上也注重生活化的倾向。印象派的一些技法也反映在孙为民的画中，除了光线的运用外，在一些人体绘画作品中，他还有意运用了色点并置的技法，使色彩显得丰富而微妙。孙为民的画并不是典型的古典风格，但他那种严谨深厚的学院功底与古典画风仍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和孙为民一样，杨飞云也是从现实主义的乡土风情画进入古典画风的，虽然他经历了从乡土题材到都市风情的转型，但他是通过对油画技法的潜心研究来表现他对都市生活的兴趣。杨飞云的人体画突破了一般性画室技巧，赋与对象以个性的魅力，突出了青春的主题。一些肖像画中，他完全摆脱了画室作业的局限，直接以生活的原型作为表现对象，他没有采用古典绘画的理想化处理手法，而是以朴素细腻的手法表现了少女的纯真与青春的活力，在环境的设置上也通过茂盛的绿叶来象征青春的美好。同样的手法也反映在带有肖像画特征的《唱起回忆的歌》中，这幅画突出了回忆与往事的主题，主人公沉浸在思绪之中，温暖和谐的橙褐色调烘托出追忆往事的气氛，稳重对称的构图表达了一种宁静沉思的心境，这些属于古典绘画技法的要素被画家成功地用来表现现代都市文化的主题。
王沂东来自沂蒙山区，沂蒙的乡土风情始终是他的创作主题，他通过古典绘画的技法有力地表达了他对故土的一片情怀。他的乡土题材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没有任何情节性的内容，只有对生活的真实感受。准确深入的古典技法被他用来真实地再现对象，正是这种技法为他提供了逼真的可能性，使观众在一种真实的氛围中感受沂蒙山区的纯朴民风与艰苦生活。真实的再现成为王沂东绘画的特征。他似乎是通过扎实的基本功与纯熟的技艺把个人的主观性隐藏起来，使观众直接看到了生活的真实。在他的肖像画中，同样是去除了古典艺术的理想美，力求再现生活的真实。在《铁旦》一画中，在蓝黑色的背景的笼罩下，一束光线照射在一个农村少年的面部，那种憨直倔强的性格都在画面的中心表现出来。面对这幅画时，观众会忘掉任何人为的痕迹，只会感受到一个活生生的有着典型性格的人物。
古典画风在80年代的中国形成与发展并不是对欧洲古典主义油画技法的简单模仿与重复，是在中国现实主义绘画传统的基础上对欧洲古典主义绘画风格的借鉴，现实主义关注生活、社会与人生，现实的丰富性也决定它在吸收古典技法时的多种风格与特性。
艾轩的《小路渐渐远去》用细腻的笔法表现一种朦胧的诗情，如歌如诉，把人带到神秘而美丽的藏区。
河南画家王宏剑的《冬之祭》把乡土现实主义升华为人生命运的哲理，冬日的斜阳映照着送葬的队伍，黑色的山峦增加画面凝重的气氛，古典的油画技法有效地烘托出这个以民俗来喻示人生的象征性主题。
湖北青年画家石冲的《行走的人》是现代主义观念与古典油画技法的结合，它不是直接描绘现实的人，而是仔细地再现了一个用石膏翻制的雕塑，他这是借用西方雕塑史上的人文主义传统来表现人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