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首届中国画论坛优秀画家提名展上”,一批国画家将矛头直戳向吴冠中先生。原因是吴冠中在接受香港某电视台采访时提到了“齐白石没有创造性”、“100个齐白石不抵一个鲁迅”等观点。此言一出,便引来了书画界的一片声讨口诛之声。特别是吴冠中一直坚持的“笔墨为零”的观点,更是遭到了一些国画家的强烈抨击。
中国画的发展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的沉淀,时至今日,中国画生存的空间却面临越来越狭小的困境,于是，很多人提出改良中国画的时刻已经到了。那么,针对笔墨究竟该怎样定位,如何看待中国画等问题,笔者走访了国墨(北京)艺术中心的艺术总监卫理先生。
卫理介绍说,20世纪在美术界造成最大影响也最具争议性的画家,莫过于徐悲鸿,而影响与争论最集中的问题,莫过于中国画的“改良”。徐悲鸿曾一度用西方素描来改良中国画,形成“画中国画而不懂中国书法”的怪圈。
从元代以来,对画史的研究就很重视笔墨,用笔墨衡量作品、画家、画派甚至一个时代的绘画。自董其昌后,笔墨标准几乎成了中国绘画最重要的标准。但徐悲鸿从不看重笔墨,他认为,临摹家往往认识不到观察世界的重要意义,错误地把绘画看作只是‘笔墨’问题,把眼睛和头脑的作用闲却了,故不可取。他还曾说:“所谓笔墨者,作法也。”
尽管徐悲鸿对于笔墨在言论上否定多于肯定,但在具体实践上则是肯定多于否定。徐悲鸿在艺术实践中不仅没有放弃笔墨,还有选择地研究、运用和改造笔墨,努力把严格的造型与生动的笔墨结合起来。他的书法,特别是他笔下的骏马尤其受到人们的喜欢和认可,恰恰是笔墨的集中体现。
卫理认为,大凡有较深西画背景的中国画的革新家,大都不理解笔墨,把笔墨视为单纯的“作法”和“手段”,看不到或不愿意看到中西绘画在观念、形式上的基本区别,以为西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只能用它来改造中国画。20世纪50年代,中国画改良强调“以形造型”,解决的仅是绘画技术层面的问题,而只有以“笔墨造型”,才能解决绘画思想层面的问题,这才是中国画的灵魂,照搬西方的“以形造型”来改良中国画是无任何美学思想的。对于中国画而言,其精髓缘于笔墨,如徐渭、八大、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李可染等都一一印证了这一特征。
西班牙艺术大师毕加索曾说:“我不敢去你们中国,因为中国有个齐白石。”
毕加索不仅对中国画家有着一份敬畏之情,对于中国画更是充满了崇敬与钦佩。1956年6月,张大千在巴黎举办了他的个人画展,当时毕加索也在法国,经多方联系,张大千收到了毕加索的约请。张大千夫妇来到毕加索的别墅。入室就座,毕加索取出五大本画册,都是他临摹齐白石花卉虫鸟的习作,要张大千提意见。张大千大致介绍了中国画“不求形似求神韵”的创作思想。毕加索听后,直率地说：“齐白石真是你们东方了不起的一位画家!我最不懂的,就是你们中国人何以要跑到巴黎来学艺术?真的,这个世界上谈到艺术,第一是你们的艺术,你们中国的艺术。”
令人惋惜的是,国外艺术大师都能对中国画有如此深刻的认识,而国内一些艺术家不仅认识不到中国画的精髓和伟大,甚至还有抵触情绪。
卫理认为,自鸦片战争到改革开放,我们国人曾一度排斥、摧残自己的文化艺术,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艺术不如欧美等国,而是我们封闭的心态造成了经济、文化的落后,继而产生了对自己经济、文化艺术等各方面的不自信,这不是我们的文化艺术出了问题,而是我们自身出了问题。
中国画,它能走过几千年的历史并流传至今,本身就证明了中国画自身的独特魅力。作为中国文化艺术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理应得到承认和重视。
卫理告诉笔者,2002年,他在欧洲拜访了法兰西艺术学院院士朱德群老师。朱德群先生认为,他的油画之所以在西方很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画带着东方的含蓄美和变化万千的气韵。赵无极先生以前曾否认过中国的文化艺术,但现在他开始承认中国艺术的伟大!
卫理认为,艺术是没有国界的,但艺术家是有国界的。毕加索和八大的作品之所以能打动人心,就在于他们都将作品深深扎根在了自己的文化土壤上。艺术首先是民族的,才能是世界的。为什么李可染在现当代备受推崇?原因在于他没有把传统笔墨丢掉,反而抓住时代的脉搏,将传统笔墨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用中国笔墨来表达现代写实的东西,画面的光线色彩都是笔墨的痕迹,却不失时代的风貌。对于他的画,不论是推崇当代艺术的人,还是坚守传统文化的人,都很折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