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都还记得，上世纪７０年代末到８０年代中期以前，中国美学曾经历过一个短暂的“鼎盛期”。在“文革”结束后的意识形态废墟上，美学越出其学科边界，代替以往革命时代的政治理想，成为后“文革”时代的知识分子表达其新人性理想的普遍话语，承载着学科之外的社会文化功能。随后，在８０年代中后期，由于城市改革的启动导致时代精神转向，美学又迅速归于沉寂，作为人文学术界的边缘学科徘徊停滞十几年，以至于今日。
美学从巅峰到谷底的戏剧性变化具有深层的社会时代原因，详细分析这些原因超出了本文的范围。这里只想指出以下两点：第一，美学自８０年代中后期便开始沉寂无为，在理论上缺少进展，这一基本事实是有目共睹的；第二，美学将自身定义为研究美、美感和艺术的学科，当时代转向，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理念和唯美主
义的公共趣味发生质变的时候，美学研究便失去了原先时代精神的有力支持，因而必然殒落－－这第二点却并不为人们所认识。
因此，这里首先有必要检讨美学学科的定义问题。我们知道，１８世纪中叶，德国哲学家亚历山大·鲍姆嘉滕创立“Aesthetica”是基于如下考虑：按希腊哲学家，事物可分为“可感知的”和“可理的”；鲍姆嘉滕认为“可理解的事物”通过高级认识能力把握，是逻辑学研究的对象；对“可感知的事物”的把握则依赖于低级认识能力，即所谓“感官的感受、想象、虚构、一切含混的感觉和情感”；由于向来缺少一门专业来研究低级认识能力，因此鲍姆嘉滕创立了一门新学科，并借用希腊词根铸造了一个新概念予以命名，这就是“Aesthetica”（感性学）。
人类感性领域包括感性的欲望、冲动、感受、情绪、幻想等，美、美感和艺术只占据着这个宽广的感性领域的局部。日本明治初年，中江兆民将“Aesthetica”译为“美学”，在名称上就将这个学科狭义化了。美、美感、艺术以及崇高、悲剧等古典式的范畴在今日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已丧失了其生存的土壤，皮之不存，狭义的美学当然难以为继。因此，美学的边缘化与其偏狭的学科定位有着内在的因果关系。美学，在其原本的意义上应当是研究人类感性领域以及感性与理性之关系的学科。在今天，必须从美学回到“感性学”，以宽广的感性领域为背景，才能在唯美主义淡出、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找到当代美学的课题，也才能真正理解狭义的“美学”宗旨和职能究竟是什么。
二
尽管中国古代没有西方式的学科分类，因而也就不存在美学学科（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但其处理感性领域以及感性与理性之关系的实践和方法却是极其丰富而又独特的，其核心内涵我们姑且称之为“中国美学精神”。
中国古代不具备美学学科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由于缺少方法，即缺少希腊式的逻各斯传统；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缺少问题，就是说，黑格尔所谓的西方近代感性与理性的冲突分裂在中国一向没有那么强烈，因而也就不那么需要一门专门学科来研究感性与理性的矛盾对立及其解决的途径。需要指出的是，西方近代感
性与理性的对立冲突也体现为其艺术实践与美学理论的分裂。进一步说，近代西方文化在地中海沿岸（拉丁语系）和北部欧洲（日尔曼语系）分别以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为起始的标志，而两者的价值取向却是截然相反的。其中，以人文主义为特征的文艺复兴具有迎合与放纵世俗趣味和欲望的倾向，并主导了此后西方近代的艺术
实践；而宗教改革后产生的新教则相反地转向禁欲主义，并长期支配了西方近代美学的基本倾向－－从新教伦理的立场看，甚至资本主义也是对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缓解（马克斯·韦伯）。在艺术领域，对感性的放任和纵容日益占据主流；在美学领域，从康德开始首先将感官享受排斥在审美王国之外，到叔本华，对欲望更采取了完全否弃的态度。
就中国古代艺术而言，其突出的特征之一是对物质媒介的简省，其极端的情况就是所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从诗词、水墨画到戏曲，其形式的平淡、简易甚至枯涩，与西方近代艺术对于物质媒介的高度依赖形成鲜明对照。西方艺术遵循了一条物质主义的路线，从古典主义艺术到巴洛克艺术再到今天的好莱坞大片，感
官的盛宴已近于巅峰。相反，中国艺术则走了一条反物质主义的路线，其要旨在于通过平淡、简易甚至枯涩的形式完成对感性欲望和冲动的节制与升华，从而范导、提升这种感性力量，使它们作为基础结构形成对于作为上层结构的情操、意志和人格的有力支撑，完成从美学向伦理学的过渡。可以说，这种对感性领域以及感性与理性之关系的应对方式，就是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
由于中国美学既没有遵循禁欲主义路线，更没有采取纵欲主义路线，因此反而解放了诸感官－－例如，西方美学历来只承认视觉和听觉对象的审美价值，而将味
欲望和冲动的节制与升华，以其简朴的感性形式触发、营造丰富的内心体验。这也说明，中国古代的艺术分类体系所遵循的原则和方法是迥异于西方的。
三
以文艺复兴为代表的对人的欲望、个性的释放和张扬，以宗教改革为代表的对欲望、个性的抑制和缓解，可以说，这二者之间的互动在最粗略的意义上界定了近代以来的西方文明。到了后工业社会和消费主义文化的今天，欲望、个性的释放和张扬已接近极限，抑制和缓解的力量却消失殆尽，历史恍然又回到了古罗马帝国末
期，文明重新面临解体的危险。当然，这绝不只是一个所谓世风或伦理的问题。究其实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为降低成本，把制造业转移到外围国家和地区，由此在中心国家形成了后工业社会；中心国家通过汲取外围国家和地区的利润而积累了巨量过剩资本，资本为寻求出路，必然要拉动需求，鼓励消费，由此形成
了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这就是欲望和个性不断得到释放、张扬的社会基础。
另一方面，中国美学精神得以形成的社会基础则在于：由于古代技术条件的限制，中国很早便面临人口规模与资源环境的结构性矛盾，因此对商品生产、消费和物欲自觉地采取了抑制和约束的政策（抑商），并形成了对资本主义实行限制和利用的古代版本。由此，也形成了中国式的处理感性领域以及感性与理性之关系的实践和方法。说到底，不同的美学精神反映的是不同的文明取向。
今天，贫富分化造成全球范围的动荡和恐怖，消费主义则导致资源环境面临崩溃。世纪初叶，文明方向的根本调整重又提到日程上来。正是在这种文明调整的意义上，中国美学精神绝不仅仅是思想史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