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人物画创作的题材范围广泛，除仕女、圣贤、僧道之外；田家、渔户、牧民、婴戏及历史故事也在其列。在人物画性格的刻画上注重“写心”深度，在形象结构把握上，更注重眉须神色的微妙变化。使白描人物画表现力更加准确生动；用简略的笔墨，去描绘丰富的内容，这是中国画技巧上一向主张――突出主题和高度概括的表现方法，使白描人物画在这一时期成为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独立画种。
李公麟少年时代即悟古人用笔意，肆力摹仿顾恺之、吴道子及其他名家杰作，集众家为己有。他往往只凭几条起伏而有韵律感的黑线来完成复杂形状特性的概括。进一步发展了传统的白描技法。是一代杰出的白描人物画家。
《五马图》、《维摩诘图》展示了这位大师在白描表现上的巨大成就。
他的《五马图》，把马的神骏气息从外轮廓到欲要奔腾的昂扬之态表现得淋漓尽致。从牵马的五个图像上也可看出他的人物画十分精工。我曾把他画的马与清代宫廷画家，意大利人，郎世宁画的马做过比较；郎世宁想省略去中国传统的线描，侧重透视、块面和明暗，着意渲染，只注意通过细微写其真实，止于形似。郎世宁的马，虽画的逼真、工细、然而缺少了李公麟马的精神和线的力度。
《维摩诘图》是李公麟另一代表作。此画用线简练准确，通过线的变化充分的表现出物体的形状与背景的层次关系，并能准确而精到的刻画出维摩诘的性格和微妙的神情。还有“简逸之韵，胜过前代工丽之作”。发挥了画家“以虚带实”的艺术想象力。不愧为杰出的白描大师。
梁楷，梁疯子，以减笔画开创了写意人物画的大门。确立了他在画史上的地位。
他的《太白行吟图》，虽然着墨不多，廖廖数笔而极富有表现力，枯润参差，刚柔并济，不但画出了衣履的质感，而且表现出李白行吟时袍服迎风飘拂的动态，十分传神地再现了这位“谪仙人”的浪漫主义的精神风貌。
梁楷另一类作品《泼墨仙人图》，更有一番情趣。借着笔势和水墨的深浅、浓淡的变化开创了大写意泼墨人物画。给线描人物画注入了新的生机。他大胆变革为民族绘画做出了重大贡献。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可以说是描写社会风俗画的典型作品；他成功地描绘了阳春三月京都汴梁城的社会生活。他运用传统的长卷形式，以汴河两岸为背景，逐步地分别描绘各阶层的人物活动，把拉杆、行船、推车，挑担和做小买卖的劳动人民形象和悠然地坐在轿里、骑在驴背上的贵妇、达官们的形象加以鲜明的对比，虽然人物画的不大，但人物衣着、体态、神情清晰可见；市街、桥梁、船只的复杂景象也是以极精细的手法表现，因此这幅长卷，成为反映当时都市生活的经典之作，是一幅充满现实主义气息的风俗画。成为我们研究宋代民俗具有极高价值的画卷。
元代由于民族和阶级矛盾日益深化，士大夫在山水、花鸟画方面遗兴的文人画飞速发展。这时的人物画的确走入了低潮，像唐宋那样反映现实社会的风俗画越来越少，唯有民间画工仍不倦地从事着壁画的创作；山西芮城永乐宫壁画是其杰作代表，三清殿中的《朝元图》壁画最为精彩。它继承和发展了唐代吴道子和宋代武宗元的画风，构图壮阔，气势雄伟，主像庄严肃穆，臣相气宇轩昂、将军威武有力、玉女温雅娴静。其形象夸张浪漫，线描奔放有力、设色浑厚华滋、具有浓郁的装饰趣味，形成了特殊的艺术风貌。充分体现了民间画师们的杰出智慧。也生动地说明了植根于人民大众的线描人物画的强大生命力。
明代由于社会因素，文人画相对有所发展，人物画虽不如山水、花鸟之盛，但仍不容小觑，人物画以继承前代传统为主，或白描、或工笔密丽、或水墨点染、或用线质朴；绘画题材除历史人物外，士大夫与仕女居多。
戴进人物用铁线描间亦用兰叶描，行笔有顿挫；吴伟用线细挺，重在传神，唐寅人物画行笔秀润、设色浓艳；仇英则摹古法，精细认真且能传神。他们是人物画家，在山水方面，又是能手，因而造成了人物与山水相结合的传世作品。
曾鲸，字波臣。著名的肖像画家，其肖像创作特点是：面部造型准确，晕染细腻，画像面部先勾出清晰的墨线，再用淡墨多层烘染，神情毕现后，以淡色渲染，赭石中略参铅粉，色调柔美。接着在耳朵等部位用较浓的赭色笔，勾提，达到笔、墨、色浑成一体，艳而不俗，形神兼备。衣纹简练，笔法飘逸。他特别讲究构图和布局，其人物背景或简、或略、或空、虚实结合，情景交融在人物形象刻画上不只表现出人物外貌特征，而且揉进了人物精神气质。他善描写文人学者的肖像，如《王时敏像》、《葛一龙像》、《张卿子像》，都是最优秀的肖像作品。在表现手法上曾鲸一方面从民间彩像那里吸取了技巧，另一方面又从文人画家那里吸收了创作的精神构思，故他的作品能文质相兼，形成自己独立风格。世称“波臣派”，是王伟之后中国传统肖像创作中的又一块丰碑。
陈洪绶，明代杰出人物画大师。他擅于深刻提炼形象，既着意形体的夸张，又重视神情，表达含蓄。尤其在用线方面简洁质朴，有独特的金石味，对后世影响很深，晚清“四任”都深受其惠。
他的人物画从临摹李公麟石刻线描“七十二贤”开始，逐步向古人探索，多方吸收营养，最后形成自己风格。他早年细笔、刚中带柔，晚年转粗，柔中有刚、出神人化，得之于心而应之于手。他的人物画造型，最具鲜明特色，画男人，伟干丰颐、气宇轩昂；描妇女，纤腰细项，弱质蝉娟，极尽夸张之能事。在衣纹处理上，更是随心所欲，以我为主，有着极浓的装饰效果。他的人物画多取本朝和古代故事，神仙佛道等。是版画史上的光辉，也是人物白描的杰作。他的《屈子行吟图》、《归来去辞图》等都是冠绝古今的杰作。
清代人物绘画一度出现衰落景象，从题材方面不是扩展而是收缩了，技法风格方面缺少新的进展，许多绘画脱离实际，因袭模仿少有生气，代之为生硬僵板和纤弱的风格；然而作为跨越两个世纪的漫长时代里也出现了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画家。
黄慎，号瘿瓢子。善画人物，初师工笔画家上官周，后从唐代书法家怀素真迹中受到启迪，用狂草笔法入画，转入用笔挥洒一路，所写人物多取历史神话故事，佛家及文人士大夫的生活为题材，有时画流浪乞丐、牵夫、渔民等。衣纹线条，兔起鹘落，变化多端，往往寥寥数笔，以简驭繁，即能形神兼备。
鸦片战争之后，海上三任――任熊、任薰、任颐的出现，人物画的颓势才为改观，其中任颐（任伯年）影响最大。
任伯年是我国近代绘画史上杰出画家之一，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个性、独特的风格，洒脱、新颖，雅俗共赏，是我国古代和现代绘画的一座桥梁。他来自社会下层，有较强的民族意识和正义感，虽然他的人物画尚未脱离传统人物仙女的范畴，但民族、家国的忧患，使得他的作品有了激情和深沉的精神，他反复描写《关河一望萧索》、《风尘三侠》等题材是前人未曾深刻表现过的。
任伯年的《群仙祝寿图》是一巨作，全图由十六个人物，分布在每一幅画上，少则一人，多则六人，每幅人物按不同景色配置不同，但均可独立成画，并无破碎之感，合拢起来则浑然一气，天衣无缝；其构思的精密，前后的呼应，疏密相称的处理，可谓幅幅刻意精工，一丝不苟。它构图之严谨、造形之生动、设色的离雅，在近代画苑中实为罕见。
另外任伯年也是难得的人物肖像画高手。他在肖像画中以传统为基础，吸取了西画精华，并发展了小写意画法，从而创造了自己的画风。
任伯年是吴昌硕的老师，又是画友，来往密切，成为至交。任伯年为吴昌硕画过许多肖像《蕉阴纳凉图》、《芜青亭长像》、《饥看天图》、《酸寒尉像》等等，识者一见皆指日：“此吴苦铁也”。可谓神彩如生，情态俱足。
《酸寒尉像》是任伯年五十岁左右作品，淡墨勾写面部、略加皴擦、神采毕现；马挂、长袍直接用色墨即兴写来，巧妙地把花卉没骨法融会于立意构思之中，浓谈得宜，色中见笔，气势非凡，别开生面。《酸寒尉像》寓意感慨，耐人寻味，通幅肖像一气呵成，表现出他超群出众的艺术才华，正如徐悲鸿评价任伯年：“吾故定为是仇十洲之后，中国画家第一人，殆非过言也。”
每一幅中国画，都是点、线、面的组合。有人称，中国画是点、线、面的交响曲，不是没有道理的。中国画的线最能出神入化，捕捉一切具象的神采；也最能体现画家的气质和品藻。
中国人物画中的“十八描”是中国古代人物画描绘衣服褶纹各种描法，其描法名称，唐代之前已散见。“十八描”是明代邹德中《绘事指蒙》、周履靖《夷门广谈》和汪坷玉的《珊瑚网画法》中所归纳的历代各派人物衣褶的表现形式，按其笔迹形状而起的名称。至清代才由王赢加上图例，即成为流传至今的“十八描”后来逐渐成为人物画线描技法教材。
“十八描”是：高古游丝描，琴弦描，铁线描，行云流水描，蚂蝗描，钉头鼠尾描，撅头描，混描，曹衣描，折芦描；橄榄描，枣核描，柳叶描，竹叶描，战笔水纹描，减笔描，枯柴描，蚯蚓描。这虽是属于形式和表现手法，可还是根据不同的衣服质地或人物性格来表现的。东晋顾恺之用高古游丝描来描绘衣服褶纹，这种衣服质料是麻织品，比较挺括；唐代吴道子画得直了点，有细有粗，用兰叶描、行云流水描，画的衣服质料是丝织品，故称“吴带当风”，有飘举之状。画衣褶的各种线描，也是根据不同内容和质料进行描绘的，现代织品繁多，描法也应该不断变化和发展。
每一种臻于成熟的艺术，都会在历史的发展中形成自己的程式。中国白描人物画经过了千年以上的发展过程，已成为我们民族绘画之一。历代白描人物画的发展概况和流派，它们的风貌各异，渊源有别，蕴涵着民族文化的精髓，它是历史的积累、民族精神的体现。我们对古代白描人物画的研究与借鉴，不断地在买践中体悟民族文化的真谛和传统艺术的奥妙，无疑将成为当代人物画走向辉煌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