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没骨”画

徐照有子崇嗣、崇矩、崇勋3人,皆工花鸟而倬有父风,其中尤以崇嗣的成就最大。他早在南唐中主李保大年间(943—957年)已供职内廷,擅画花鸟。南唐后主李煜降宋之后,徐氏兄弟皆归宋画院。然而此时北宋画院中已为黄家“富贵”体貌的画风所统治,而徐崇嗣原来擅长的“草草”、“野逸”的画法遂遭到冷遇或排斥。因此,徐崇嗣为了不丢掉饭碗而不得不改弦易辙,放弃自己原来的画法而去“效诸黄之格,更不用墨笔,直以彩色图之,谓之‘没骨图’,工与诸黄不相下。筌等不复能瑕疵,遂得齿院品”。(沈括《梦溪笔谈》)于此看来,徐崇嗣的新画法充其量也不过是“工与诸黄不相下”而已,这种所谓“直以彩色图之”的画法可能与“诸黄”的“富贵”体貌相异之处并不太大。徐崇嗣的所谓“没骨”画,究竟是否完全“不用墨笔”?今天因无法得见其原迹,实难确切所证。
  
   当今存世的宋画已如凤毛麟角般稀见,但相对说,南宋时期的宫廷绘画存世者仍较多,特别是为数众多的画于纨扇之上的花鸟画,尚能提供一定的信息以使我们能够进一步去探讨上述疑难问题。

  
  
   果熟来禽图(局部)[宋]佚名故宫博物院藏
  
  
   两宋时期的宫廷花鸟画的基本形态,正如前引郭若虚所描述的那样“妙在赋色,用笔极新细……”,也就是后世俗称的“单线平涂”的画法——先以不太讲究的细弱墨笔线条勾了物象的轮廓之后,再用鲜艳浓丽的色彩渲染其中。由于当年那些宫廷画家大都为文化水平不高的工匠,他们更不谙书法,因此“用笔极新细”,大都乏于“笔墨骨气”,甚至“殆不见墨迹”。这类宫廷花鸟画中,这里可以例举一幅极具典型性的作品——《出水芙蓉图》,为南宋佚名画家所作(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画中一朵硕大的荷花几乎填满了画幅,极其浓重艳丽的粉色已经完全掩盖了它的轮廓线条。但细加辨认,我们还是能发现所用的还是“勾线填色”的方法,而并非“直以彩色图之”的“没骨法”。此外,又如《白茶花图》、《果熟来禽图》等亦是如此(均藏北京故宫)。由此看来,文献中所云徐崇嗣画“没骨图”所用的技法,不大可能超越比他稍晚的那些南宋花鸟画家的技术水平。上述南宋人的那些作品中亦已影影绰绰透露出宋代“没骨”画的可靠信息。而真正意义上的“不用墨笔”、“直以彩色图之”的风格形态和技巧水平,直到清初的恽寿平等人才能达到,而且又是经过了一定的历史演化和发展而积累成的产物。
  
   恽寿平的花鸟画以“没骨法”自榜,正如清代张庚评议:“斟酌古今,以北宋徐崇嗣为归。独开生面。”(《国朝画征录》)但恽氏自己却进一步言明“徐照(没骨法)无径辙可得,殆难取则”,因而他只能“惟当精研‘没骨’,酌论今古,参之造化以为损益”(题与唐黄合作《红莲图轴》)。而清代方熏更看到了恽氏“没骨”画法的真正本质:“恽氏点花,粉笔带脂……前人未传其法,是其独造。”(《山静居论画》)恽寿平确实改变了明代“写意”花鸟画习用的“勾花点叶”的陈法;但从另一角度来看,他的“没骨法”又还是从明人传统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事实上,明代的“吴门”画派中已有一些近似恽氏的“直以彩色图之”的因素,他们偶尔也舍弃了墨笔勾勒。恽氏的“没骨法”正是继承、融合、复又加进了他自己的独创因素,以彩笔取代墨笔直接挥抒,从而产生了一种全新的时代风格,而宋人的所谓“没骨”图画,当然更难与之同日而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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