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绘画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艺术方面的变化更多的是体现在书法艺术方面,楷书真正出现了。绘画艺术的变化虽然不象书法那么显著,但是社会风气的变化,崇佛思想的上扬,都让本来简略明晰的绘画进一步变得繁复起来。曹不兴创立了佛画,他的弟子卫协在他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作为绘画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南方出现了顾恺之、戴逵、陆探微、张僧繇等著名的画家,北方也出现了杨子华、曹仲达、田僧亮诸多大家,画家这一身份逐渐地进入了历史书籍的撰写之中,开始在社会生活中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
  在这一时期中,发展得最为突出的是人物画(包括佛教人物画)和走兽画,而中国绘画中的其他各科还远未成熟,东晋顾恺之的传世作品《洛神赋图》中出现的山水只是作为人物故事画的衬景,山水画的逐步独立直到南北朝后期才趋于完成。之所以会这样,也是由于这一时期绘画的主要任务决定的--为政教服务,"是知存乎鉴戒者图画也"。这也是那时绘画的一个主要特点。
  

   南方的画家

   (约315-406),字长康,小字虎头,晋陵无锡(今江苏)人。曾为桓温及殷仲堪参军,义熙初任通直散骑常侍。博学有才气,工诗赋、书法,尤精绘画,擅画人像、佛像、禽兽、山水等,有"才绝、画绝、痴绝"之称,与陆探微、张僧繇并称"画界三杰"。我们可以从他的几张画的摹本中推测他的绘画的本来面貌。他的绘画的传世摹本有《女史箴图》卷、《洛神赋图》卷、《列女仁智图》卷等几种,以《洛神赋图》数量最多。描绘古代妇女清规戒律的《女史箴图》被认为是隋唐官本,现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洛神赋图》则是根据三国曹植的名篇《洛神赋》所绘制的一卷故事画,描写曹植与洛神之间的一段情缘,画面随着情节发展而展开,并描绘有车船、山水等景物及女娲、雷神等仙人,人物衣纹用线"紧劲连绵",似春蚕吐丝,被后世称为"游丝描"。这幅画现在有四个摹本,分别藏于辽宁省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美国弗利尔艺术博物馆等处。有专家认为辽宁省博物馆的那一卷更接近原作面貌。此外,他所提出的"迁想妙得"、"以形写神"等艺术观点对后世影响极大。

  陆探微(?-约485),吴(苏州)人,是南朝宋文帝和明帝时的近侍之臣。他的画被南齐的谢赫评为当代之冠。但是他的画现在一张也没有传下来,我们今天只能从文献中去了解他的本来面目。据记载,他画的人物形象属瘦削型,符合用劲利,如锥刀"的效果,正是"秀古清象"的感觉。又提到他在线条的运用上,"连绵不断",所以又有"一笔画"的说法。后人把他和顾恺之归在一起,作为"密体"的代表画家。

  张僧繇,吴(苏州)人。梁天监中为武陵王侍郎,直秘阁知画事,历右军将军、吴兴太守。苦学成才,长于写真,并擅画佛像、龙、鹰,多作卷轴画和壁画。成语"画龙点睛"的故事即出自于有关他的传说。记载他在金陵一乘寺用讲求明暗、烘托的"退晕法"画"凸凹花",有立体感,可知他已接受了外来的绘画技法。文献里说他作画笔才一二、像已应焉",很象现在的速写,被称为"疏体"。今有唐人梁令瓒临摹的《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图》传世,现已流往日本,但这幅画的用笔和记载并不相同。他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唐朝画家阎立本和吴道子都远师于他。此外,他还善于雕塑,有"张家样"之称。

  萧绎(508-554),梁武帝萧衍第五子,由湘东王职即帝位,称梁元帝,字世诚,南兰陵(今江苏武进)人。记载里说他善画佛画、鹿鹤、景物写生,技巧全面,尤其善于画域外人的形貌。传世的《职贡图》是北宋年间的摹本,虽已残缺,但仍然可以看到六朝的风貌,技法朴拙,人物神情生动。此画对于我们了解南朝人物画的风范具有重要的意义。
  

   北方的画家

   曹仲达,原籍西域曹国,官至北齐朝散大夫。记载中说他善画佛画,也长于泥塑,所做佛画,到了唐代被称为"曹家样",与"张家样"并称,其特点为"曹衣出水",意思是说他画的人衣服窄紧,好象刚从水里出来一般。已无传世作品。

  杨子华,在北齐世祖时任直阁将军员外散骑常侍。记载说他"天下号为画圣,非有诏不得与外人画",在长安等地画了很多的壁画,但到今天都已经了无踪迹。只有一卷传为宋临的《北齐校书图》(现藏于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是我们今天唯一能见到的杨氏的卷轴画。该画描绘北齐天宝七年(556年)文宣帝高洋命樊逊诸人刊定五经诸史的故事。画中人物的特征,已不同于顾、张等人的"秀骨清象",人物面孔都呈鹅蛋形,与出土的娄墓壁画相吻合。因为他善于画壁画,所以有人把1979年出土的北齐娄墓的壁画推测为他的手笔。

   出土的画

   在北方,墓葬壁画依然流行。但是广阔的中原从汉末就变成战场,到此时大多已是废墟一片,昔日的文化繁盛已不可见。倒是在东北和西北这两个地处偏僻的区域发现了绘制于公元3世纪到4世纪上叶的墓葬壁画。当时许多中原人为躲避战乱而移居到那里。在朝鲜安岳的3号墓中,其结构、装饰以及墓中的文字都表明墓主来自中国。虽然,这座墓中仍有盛大的出行图,但是儒家题材如劝善故事和祥瑞图像不见了,画家更偏重于对世俗生活和女性形象的描绘。在西北地区的墓葬中,儒家影响的减弱也表现得比较明显,大量墓葬壁画是表现这一边远地区的现实生活。在嘉峪关附近发现的一系列3世纪建造的砖室墓的装饰风格极为独特。墓中的砖上分别有用鲜艳的颜色和流畅的线条描绘的壁画,各个独立,连续起来看仿佛是连环画一样。甘肃酒泉发现的丁家闸5号墓却属于另外一种类型。它的两个墓室为连续性的大型壁画所覆盖,后室中描绘墓葬中的各种摆设,而前室壁画则描绘有神仙世界和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图景和歌舞伎乐表演。这种与中原及东北墓葬壁画一脉相承的题材,其产生是由于古代酒泉在丝绸之路上的特殊位置决定的。1979年对位于山西太原的娄睿墓的发掘是近年中国考古界一起引起轰动的事件。墓葬中发现了71幅、共200多平方米壁画,不仅数量惊人,而且其艺术水平也超过了已发现的早期或同时期的墓葬壁画。这座墓的主人是北齐的东齐王,他的生活图象及出行、归来图,门卫仪仗,天象和十二辰图等被绘制在墓中的墙壁上。构图的设计、人物形象的刻划,直至鞍马、走兽的勾描,无不显示着北朝末年壁画艺术开创一个新阶段的惊人发展。难怪学者们将它的作者猜测为当时的大画家杨子华。
  
  
   石窟壁画

  遗存下来的北朝石窟壁画是了解该时代佛教绘画的重要资料,以克孜尔石窟与敦煌莫高窟最为著名。

  在克孜尔的236个洞窟中,有70余窟的壁画保存完好。现存最早的壁画可能开始于4世纪的后半期,延续至7、8世纪。主要题材是说法图、佛传故事、佛本生故事和譬喻故事等。尤以本生故事画的形式最为独特,均以单幅的形式表现一个故事内容,这种独特形式对敦煌早期的壁画有一定的影响。

  举世闻名的敦煌的第一个洞窟兴建于公元366年,敦煌早期洞窟中的壁画和彩塑受印度和中亚影响比较大,独特的"敦煌风格"直到北魏时才开始出现,而中原文化对其影响到西魏时期变得更为明显。这一时期所创作的绘画多为佛本生故事和僧尼故事。总的说来,北朝时期的敦煌艺术精力了逐步本土化的过程,此时,印度、中亚传入的题材和源于中国的主题和风格往往以独特的方式汇聚在同一个洞窟中,在北魏末年建造的249窟中集中反映出来。在这个窟中,正面佛立像的两旁是菩萨和飞天,佛像的周围绘有许多小佛像,俗称"千佛";上方的彩绘佛龛中绘有演奏各种乐器的乐伎飞天。代表性的洞窟还有275窟(十六国)、257窟(北魏)、254窟(北魏)、428窟(北周)、285窟(西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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