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山水画主要沿袭五代以荆浩、关仝为代表的北方画派，着重塑造黄河两岸关洛一带的山水形象。宋初以李成、范宽成就最高，李成尤负盛誉。中后期山水名家许道宁、翟院深、郭熙、王诜等人皆不同程度受李成影响，同时又出现以燕文贵的集山水画于一体的“燕家景致”；以赵令穰为代表的富有诗情的小景山水；米芾父子创造的表现江南烟雨迷 的米点山水及王希孟、赵伯驹等人以臻丽细密著称的青绿山水。山水画创作的活跃促进了对山水画经验的整理研讨，出现了《林泉高致集》《山水纯全集》等重要论著。
清朝，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的末期。虽然表面看来江山一统，但其本身制度已经十分腐朽，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为了延续封建专制，挽救局势，清王朝继承了明代的文化专制政策，从康熙帝开始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内，大小“文字狱”冤案不断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士人学子如同戴着沉重的精神枷锁，自己的真才实学没有用武之地，因此绘画的发展比较缓慢。
明清的改朝换代并没有造成艺术传统的中断，清初的绘画中心仍在江南。
到清代中期，绘画中心变成了两个：北京与扬州。北京是帝都，是皇家绘画机构所在地，山水花鸟大致沿袭清初“四王”与恽寿平的画风而流于僵板，呈现了宫廷绘画文人化的现象。人物肖像画则因外籍画家供职宫廷而融入了部分西洋画法；扬州是东南商业重镇，物阜民丰，吸引集中了大批文人化的职业画家与职业化了的落拓的文人画家。最有代表性的“八怪”继承发扬了清初“四僧”的传统，把写意花鸟画发展得更加豪纵、古拙而充满个性，也更雅俗共赏或更关注现实，写意人物画亦在写意花鸟画的带动下有所变异。“八怪”以外的职业画家则在肖像画（如丁皋）或界画（如袁江、袁耀）领域取得了新的成就。
进入19世纪之后，随着扬州经济地位的衰落，在江南一带比较富庶的城市中，又出现了以黄易为代表的讲求以书法金石入画的金石书画家，也出现了继承吴门传统却又重视外师造化的以张 为代表的“京江派”，还出现了适应市俗审美趣味的肖像与仕女画名家张琦、弗丹旭等人，从不同方面为近代上海诸画派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清初山水画直接继承了董其昌的理论与实践。“四王”是依董其昌开辟的道路，力图集古人大成的代表。四王之中包括两代人。第一代是董其昌的朋友王时敏与王鉴，第二代是王时敏的孙子王原祁及王时敏与王鉴的学生王 。王时敏（1592～1680），字逊之，号烟客，江苏太仓人；王鉴（1598～1677），字园照，号湘碧，与王时敏同籍贯。他们都是明代文人名宦之后，在明为官，入清隐居不仕，虽属遗民但无意在作品中表露遗民意识，而且也不反对后辈与学生供事新朝。第二代已非遗民，王原祁（1642～1715），字茂京，号麓台，入仕清廷，位至高官，并任集古代书画著作大成的书画史论汇编《佩文斋书画谱》编篡官和为康熙祝寿所画《万寿圣典》的说裁官。王 （1632～1717），字石谷，号耕烟散人、乌目山人等，江苏常熟人。初为职业画家，为前二王发现，声誉渐高，又被荐入宫，为康熙皇帝主绘《南巡图》，颇获称誉，但在艺术上仍沿着第一代的路数前进。
清初“四僧”，“四僧”指八大、石涛、 残、弘仁四个和尚。八大（1626～1705），谱名朱统 ，名耷，号雪个、八大山人等，江西南昌人；石涛（1641～1707），原名朱若极，法名原济，字石涛，号苦瓜和尚、大涤子等，广西全州人。他早年云游四方，40岁后往来南京、扬州，去京二载，晚年居扬州； 残（1612～1673），俗姓刘、又号石溪，电住道人等，湖南醴陵人，长住南京；弘仁（1610～1663），原名江韬，字六奇，为僧后号浙江，安徽歙县人。他们多数具有较强的反清意识，于明亡后出家为僧，以示不臣服于清廷。八大、石涛又是明代宗室，国破家亡之庸，感触尤深。这些“金枝玉叶老遗民”起伏跌宕的身世，使他们的内心无法平静，反映在画中，或抒写身世之感，寄托亡国之痛，或表现不为命运屈服的旺盛生命力。
进入18世纪以后，随着社会生产的恢复发展，商业城市的繁荣，市民阶层的扩大及其对艺术的需求，加上此时民族矛盾下降，各种社会矛盾包括封建阶级内部矛盾的加剧，带有初步民主色彩的思想文化的抬头。在石涛以及那些清初富于创新精神的画家画风影响下，在盐商富贾聚集、思想活跃，已成绘画商品市场的扬州，出现了各家各派。其中的扬州八怪，发展了重视生活感受、强烈抒发性灵的阔笔写意画，尤其是写意花鸟画。
近代画家的高峰期以“三任”为代表，即任熊、任薰、任颐（任伯年），此时工笔线描技法理论知识已经很普遍了，如“人物十八描”的灵活运用都给重彩人物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