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为重要背景的文革美术
要了解中国当代油画，我们有必要清理一下历史。在这里，我将从文革绘画谈起，因为如果我们对文革绘画的状况不了解，就不可能理解为什么会出现新潮绘画，也不可能理解为什么当代油画从85发展到今天的情况。那么，文革的油画是什么样子的呢？可能在文革的时候大家还没有出生。文革期间的情境与今天是完全不一样的，所有艺术创造完全是由官方统一进行控制。所以，艺术家要想出人头地，唯一的途径就是参加政府举办的美术展览。而且当时只有一本杂志就是《美术》杂志。事实上，当时艺术家出名的机会很少，也不像今天有很多画廊、美术馆，可以自由举办展览。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文革时期由政府举办的展览，都是有明确题材限制的，而且创作都是围绕重大政治事件和党中央发的一系列文件来进行创作的，比如说毛主席到广东农村视察以后，或者出现重大的政治事件，就有艺术家去画这些体裁。这在学术上叫做“题材决定论”。
文革美术是由内容决定形式，而不是像现在，在那个时候艺术家如果要创作一件作品，必须服从与政治的需要，如果违反这个决定，你的作品不但不能参加全国美展和各省市的美展，而且还可能被打成一个反革命分子。现在同学们听起来很好笑，当时确实有很多艺术家的绘画创作因为不符合中央精神，被打成反革命的。那个时候有一个创作模式，叫“三突出”，是江青提出的，她当时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组长。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作品。
这是《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放图片）它反映了毛主席在文革期间接见红卫兵的情况，但是这幅绘画明显和文革以前的油画是不同的，文革以前的油画主要是向苏联学习，强调油画的灰色色调，强调忠实于现实，这张画并不是按现实主义原则处理的，大家知道，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时候，当时有一大批领导都跟着他，包括林彪、周恩来等等，但是这张画中其他的政治领导都不见了，只有毛主席一个人，而他周围都是红卫兵。当时对领袖在画上的出现有一个严格的规定，即一定要出现在视觉中心，毛主席在这幅画中是出现在中间偏左的地方，在他周围稍微有一个空档，由红卫兵围成一个圆圈，由于他们的姿势向毛主席倾斜，就突出了毛主席的中心地位。而且，为了显示毛主席的健康，同时强调红海洋的气氛，整个画面都是用红颜色处理的。毛主席就像一个发光体一样，像一个太阳一样，四周的光线就是由毛主席这个发光体发出来的，这幅画还有一种舞台造型的特点，这在当时叫做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现在这样的处理方式已经很少了，但是文革时是大量出现的，我认为，这幅画是文革绘画的代表性作品。
在1966年的时候，邮政部曾经发行了一套邮票，就是《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在画中，毛主席处于中心，基本的色调就是红色的色调，看来，这幅画对后来画毛主席的创作影响很深。因为时间很紧，我不能给大家介绍很多，同学们可以通过相关的资料查阅一下，当时大量的画都是这样的。
二、“后文革”时期的绘画
到了1976年，也就是毛主席逝世以后，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这个时期被历史学家叫做“后文革”时期。从1976年到1978年，即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就是后文革。华国锋那时任中共中央主席与国家主席，他虽然把四人帮抓了出来，但是在思想上还是延续了文革时期的东西，所以，那时在艺术创作方法上和文革还是一样的，即还是强调题材决定论，强调内容决定形式。文革与后文革不同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在于被表现的题材发生了变化。比如文革批判邓小平，文革后期则是歌颂邓小平；文革时期说四人帮是英雄，文革后期就是批判四人帮。
我们再看另外一幅画《叶副主席、邓副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放图片）在这幅画中，曾经被批判过的邓小平成为了中心人物，而在文革期间，四人帮为了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目的，把邓小平、刘少奇等一大批革命老干部全部当作走资派进行批判。应该强调的是，后文革时期虽然政治题材很左的创作占了很大的数量，但是也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因素，如陈逸飞先生当时画了一幅画《占领总统府》，在画中，一群解放军战士在蒋介石的总统府上升起了解放军的军旗，这幅画消除了极左的创作模式，更多的是借用苏联的现实主义方法，它对后来的绘画影响非常深刻。
“后文革”时期结束是以一个标志性的日子为标志的，这个日子就是1978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邓小平与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照片。（放图片）这时开始强调“实事求是”，并展开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一次大讨论对促进整个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进行政治改革运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然，这一次会议对美术创作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时出现了一种超越文革创作模式的艺术探索尝试。当时在美术界、文化界、文学界思想空前活跃，也开始出现了批判四人帮与个人崇拜的创作。而在文革中，当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时根本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创作，创作什么都是由领导决定的。比如在文革时期，陕西非常有名的创作集体，一个叫“秦文艺”，一个是“秦文美”，这两个艺术家群体都非常优秀，他们创作的题材都是根据领导要求进行的，比如毛主席在延安窑洞接见农民等等，毫无疑问，这在今天已经是不大可能的了。
三、对文革美术的反拨
1979年以后，最重要的现象就是传统的创作模式与展览模式被打破了，艺术家除了能参加各类全国美展之外，还组织了一些民间自发性的美展，比较著名的是“上海12人画展”，而在在北京，则出现了“星星画会”展与“北京油画会”展，还有“同代人”展览等等。1980年第一期《美术》杂志发表了理论家栗宪庭采访星星画会艺术家的文章，艺术家曲磊磊针对文革的创作模式提出了一个反命题，认为艺术创作应该强调自我表现。而另一个著名的艺术家吴冠中也针对文革中流行的“内容决定形式”论提出了“形式决定内容”的观点。
在今天，我们会觉得他们提的问题很正常，但是在当时，这两个观点都受到了一些人的批判，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但这对美术界解放思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段时间的思想解放是一步步展开的，随着国外艺术家的展览与外国画册的引入，大家都开始踊跃向西方现代艺术学习，并将其视为反叛文革的武器。于是，在文革中被禁止的创作题材，比如山水画、花鸟画、静物画、女人体等等又活跃起来。创作手法也越来越新颖。大家再来看这幅画《有过普希金铜像的街》。（放图片）画中的街道十字路口原来有一个普希金的铜像，但是文革期间被红卫兵小将砸掉了，这幅画由于学习了印象派画法，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为什么呢？因为从反右一直到文革，印象派都是当成资产阶级文化来对待的，在1957年，中国美院有一个副院长金冶提出了油画要向西方印象派学习，后来被打成了右派，现在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有的艺术家也只是将其放在家里偷偷的看，不敢拿出来，所以当时陈钧德学习印象派的做法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但是一些思想僵化的人却说这是在向资产阶级文化投降，不过更多的年轻人和更多的艺术家已经闯出了创作的禁区。
这张照片就是 “星星美展”在中国美术馆门口展出的情境，不过，这一展览没到一天就被公安局封了，这个展览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我们现在来看 “星星美展”作品的时候，会觉得非常一般，但是在当时的确在美术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这是因为当时处在一个很封闭、禁锢的环境中，和现在的环境是绝对不一样的。
这幅画是北京的艺术家冯国东画的，（放图片）他去年刚刚去世，在当时他还是一个工厂的清洁工人，他用西方的手法画了《自在者》，是将过去、现在和将来表现在一幅画面上，作品根据梦境创作而成，画的上面出现一些幽灵，既可以理解为一群在“文革”中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含恨幽灵；也可以理解成在十年大灾时被扭曲的形象，这幅画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也是受批判的对象。同学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把当时的《美术》杂志翻阅一下。
这也是同期出现的一张画，画中画的是谁呢？是法国的一名著名的哲学家萨特，这幅画叫《他是他自己――萨特》，（放图片）作品强调了存在的重要性。作者说过，“从画萨特的自我表现，我想强调的是萨特在他理论中坚定的指出，人的本质存在的意义，存在的价值，要由人自己的行动证明，决定对绘画这一学科同样存在这样一个现象，每一个艺术家创作的动源与行为中说明他自己。”
这一幅画是艺术家詹建俊画的《高原之歌》。（放图片）画的是一个藏族姑娘骑着耗牛在日落时回家的情景，画面非常有感染力，也很有诗意。在当时全国美展上展出的时候，画周围围满了观众，影响非常深。通过对比，同学们可以看出来，油画一步一步是怎么样走到后来的情况？同学们有兴趣的话，可以查相关资料，就可以知道绘画发展到今天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四、“伤痕绘画”的出现
随着对真理标准讨论的逐步深入，在当时，文学界创作出了反思文革的文学作品，很著名的是由青年作家卢新华创作的小说《伤痕》，所以后来凡是对文革进行控诉、反思的小说就叫做“伤痕小说”，往后也出现了“伤痕戏剧”、“伤痕绘画”，都是对文革进行反思的。我下面给同学们放一些图片，都是“伤痕绘画”。应该说明的是，从1949年到1979年以来，30年间的作品中，美术创作全部都是歌颂党的领导，歌颂我们美好的生活，不允许你对社会阴暗面进行暴露。这个“伤痕绘画”冲破了禁区，从过去的“歌颂”转变为“暴露”，即从“文革”中一味追求“红光亮”、“高大全”的喜庆场面转换到正视现实的悲剧场面上来，很有意义。
我们先来看一下艺术家尹国良画的《千秋功罪》。（放图片）这幅画反映的是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时候，革命群众为了悼念周恩来总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悼念仪式。他们在悼念仪式上提出了打倒“四人帮”的口号，“四人帮”感到非常震动，于是派武警把这些人镇压了，还说这是一个反革命活动。中共中央在打倒“四人帮”以后，为4?5平了反，艺术家便用记录的方式反映了当时的情境。在画中，有一个女青年被打死了，倒在了悼念周恩来的花圈旁边，鲜血洒在了人民纪念碑上。同学们要了解这个事件，才能够深刻了解这幅画的意义。
这幅是程丛林画的《1968年某月某日雪》。（放图片）1968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最混乱的时期，死了非常多的红卫兵小将，这幅画反映的是战斗已经结束，有一方红卫兵失败了，有一方红卫兵胜利了，悲剧就在于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忠于毛主席的，胜利的非常高兴，失败的也不向胜利者低头。这个画面用的是灰色调，人物是通过写生过来的，在造型和色调上都和文革时期红光亮的模式不一样。
作品《为什么》也是“伤痕美术”，（放图片）反映的是武斗以后，几个红卫兵坐在马路边，有的同伴受伤了，有的同伴牺牲了，他们在考虑为什么人民要互相残杀。这样的画很多，我就不一一举例了。
五、关于“生活流”绘画
在当时还出现了一种绘画，是“生活流”绘画。表现的是生活中普通劳动者生活的真实状态，所以有的人把它叫做“乡土写实主义绘画”，里面的有一些画家分别借鉴了西方艺术史中不同的大师。比如有人借鉴的是米勒，陈丹青就是代表；还有人借鉴的是怀斯，又如何多苓就是一个代表。
文革期间几乎每一个单位都要画尺寸很大的毛主席像，而作品《父亲》借鉴了超现实主义艺术手法，并以领袖画的尺寸及形式画了一位勤劳、善良、朴实而贫穷的中国农民形象，（放图片）它体现了勤劳、善良、朴实、贫穷的中国农民的真实处境，所以一出来就在中国文化界就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影响远远超出了美术界。另外，它与其它“伤痕美术”一道引发了关于形象的真实性和典型性的讨论。据介绍，这幅画出来时几乎就被枪毙了，在四川美术界，就有领导就说这幅画有问题，不让展出，作者最后只好在老人左边的耳朵上加了一支笔，以显出了这个农民是有文化的。这就是当时特定的时代，艺术家要想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真实感受是很难的，不像我们今天想画什么就画什么。如果这幅画在今天展出来，不会有人那么激动了，所以一定要在1978年，还要在文革的背景下，才会引起震动。
再来看著名画家陈丹青画的《西藏组画》，（放图片）这幅画在当时也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在文革中，艺术家也画生活中的人，但都是经过粉饰了的，陈丹青在学习了米勒的画法以后，直接到生活中去写生，把原生态搬到了画面上。《西藏组画》由《进城》等七幅画组成，它抛弃了主题性绘画的传统，用写实的手法，表现了藏胞生活中的寻常景象，成功地强调了藏民的淳朴、强悍，以及他们贫穷和落后的状态。《进城》描绘了一个藏族男人和妻子一同进城的场景。在色彩和笔触的运用上尽量朴实，浑厚的灰褐色几乎是画面上唯一的色彩，而且很有凝重感。画得非常潇洒。在当时中央美院毕业生展览上，这幅画抢了所有人的眼光，此后有一大批人到西藏去画西藏，一直到现在还有人在画西藏，但很多都是跟在陈丹青后面的，他当时是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非常了不起。
这幅作品是何多苓画的《春风已经苏醒》，（放图片）作品取材于何多苓的知青生活。不过，这极其平凡的农村场景，被表达得非常的富有诗意。画面暗示：苦难即将过去，希望正在萌生。作品在逼真细腻的写实描绘中流露出现代中国怀斯式的感伤情调，在荒凉、寂寞的画面中传递着作者对人生价值的思考。作品非常注重写实，技巧很高，这幅画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我总觉得，如果文革晚点结束，如果没有前卫艺术的到来，何多苓肯定是中国油画史上的超级大师，他的技术无懈可击，很可惜，因为中国发展太快，他的风光、天才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一个新的时代就来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