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独天下而春」,作为传春报喜、吉庆的象征,从古至今一直被中国人视为吉祥之物。「梅具四德,初生为元,是开始之本;开花为亨,意味着通达顺利;结子为利,象征祥和有益;成熟为贞,代表坚定贞洁。」此为梅之「元亨利贞」四德。梅开五瓣,象征五福,即快乐、幸福、长寿、顺利与和平。
早期,人们对梅花的认识主要局限在梅子的实用性上。如殷商文献《书经·说命》中有“若做和羹,尔惟盐梅”。春秋时期的《诗经》中出现了“山有嘉卉,候栗候梅”的描述,人们称梅为“嘉卉”已反映出对梅花的欣赏态度。晋代的清商曲辞《梅花落》中,开始描述“梅花落已尽,柳花随风散。叹我当春年,无人相要唤”,感叹春光易逝。进入南北朝后,曾出现寿阳公主“梅花妆”的故事和陆凯折梅赠友人报春传情的咏梅名句“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天所有,聊寄一枝春”。唐以前,咏梅诗数量不是很多,但可见人们已从物质的实用性上升到精神层面的感受了。唐五代时期,由于当时的自然气候和社会的安定民生发展,梅花的栽培技艺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一时期种梅咏梅活动逐渐升温,上至帝王、名臣,下至布衣百姓咏梅作品大量涌现。如唐王李世民的“送寒余雪尽,迎岁早梅新”咏梅绝句,以及杜甫、白居易、杜牧、李商隐等一大批咏梅诗人,以不同的心态和审美观写下了流芳千古的咏梅佳句。
宋、元时代,梅花文化的发展进入兴盛时期。文化上,梅诗、梅文、梅书、梅画纷纷问世,其作品之多为历朝历代之最,梅花也于此时确立了百花独尊、群芳之首的地位。宋代梅诗特多,故在宋代末年的方回《瀛奎律髓》中,别出"梅花"为一类。梅词也多佳作。名家如北宋林逋(和靖)隐居杭州孤山,植梅放鹤,号称梅妻鹤子。其梅花诗词甚多,而"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山园小梅》)的诗句,更是传神佳句。余如北宋的苏试、秦观、王安石等,南宋的陆游、陈亮、范成大等,皆多梅花诗词传世。由于文人墨客、士大夫阶层的闲情雅趣促进了私家园林的兴起,各地纷建梅园,遍植梅树、梅溪、梅湖、梅台、梅亭等赏梅景观的引导效应,使喜梅、植梅、赏梅成为一种社会时尚。梅画作品日渐丰富,涌现出一批擅画梅花的大家,如高僧华光寺长老仲仁、赵佶、杨无咎、马远、赵孟坚等。《全宋诗》中,梅花题材的文学作品有4700多首,《全宋词》中咏梅词1120多首。
明清两代是梅花文化的发展期,明代咏梅之风有增无减,杨慎、焦宏、高启、唐寅诸名家,俱有梅花诗;徐渭、姚涞、刘基等,则均有梅花文赋。另一方面,书、文、诗、画等文化层面也有新的发展和提升。如在咏梅诗创作上,明清两代也是人才辈出,徐渭、高启、方孝孺、李方膺等一批诗人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无论在诗的意境、内涵或是审美观念上都有独到的创新成就。在绘画创作上“扬州八怪”等,尤以金农、李方膺为代表建树起座座咏梅画梅的高峰。